虽然信息管理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成形，但在近几十年来，其发展和扩张的速度令人刮目相看。例如，想想广告业，从1945年以来迅猛扩张，不仅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而且其触角延伸到从企业形象、赞助、公共关系，到直邮推广等若干新领域。与此相一致的，是“垃圾邮件”(标志海量般额外信息品质的强烈信号)和模糊广告和报道边界的免费地方性“报纸”的茁壮增长。与此同时，这种增长为从业者们酝酿了一种新的专业主义，熏陶了他们对“商业活动”的精准把握，从精细的市场研究，到计算机化的分析，再到“目标”受众的计算，样样如此。
同时，还有游说力量的崛起证明日益增强的操纵意见趋势，已深深地渗透进政治领域。游说力量的影响已经穿透了Whitehall宾馆而扩大到它的支付者们身上，在此，我指的并不是新闻界的游说，即把它们的名字放置到某个位置，与此记者们可以在那个位置捕捉到那些正在离开众议院的议员们；我指的是以影响政治进程本身为目标的一些群体—通常是企业。该项策略的核心要素是那些利益相关者们雇用一些老谋深算的议员(Raphael，1990)。
笔者会回到对政治事务的讨论，但在此，我希望能引起大家关注商业利益对信息环境造成的影响。尤其需要提到两个方面：首先，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许多政治学家们意识到了通过精细的信息操纵去控制民主过程的需要；与此相应的是，此一时期得到蓬勃发展的企业也意识到公共舆论将可能会日益影响商业事务。尤其是在美国，“当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时，他们开始意识到控制那些它们无可避免地生产出来的信息的重要性”(Tedlow，1979，p.15)。流风所及，企业宣传部门应运而生，其任务是确保公众获悉企业在劳工关系、经济事务甚至是国际政治问题上的观点。我们毫不惊讶地发现，爱德华·伯纳斯企业的良苦用心—“除了销售产品之外，企业还需要首先向公众销售它们自身，向公众解释企业对整个经济制度所做出的贡献”(Bernays，1952，p.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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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