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商业组织的成功，“最终都依赖于公众支持，因此，必然面临操纵公众的共识问题，令民众支持计划项目”(Bernays，1952，p.159)，由此就会产生一整套企业传播策略。在现代商业化企业中，对舆论进行操纵是整个营销策略不可或缺的要素。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像通用汽车的首席执行官罗杰·B. 史密斯(Roger B. Smith)就澄清了他们的公共关系员工们的职责—“确保公众对企业的了解反映了企业政策”(Smith，1989，p.19)。这是企业对赞助、标识设计、企业形象投影、社论式广告、公共关系、对政治(以及其他)利益的逢迎，甚至包括对教育项目(可以使企业接触年轻人的领域，可能与一些关爱照料活动相联系)的介人等活动的前提。对企业的此类基本关注同样在一些联合性的商业机构中体现了出来。在英国，最突出者，如英国工业联合会(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CBI)，其成立于1965年，如今号称商业领域具有权威性的声音，在任何一个与“工业”状况有关的公共论坛中都有代表性话语权的一席之地。
与此相关的现象，如培训企业的高级员工，以便的熏陶他们的媒介素养，从而与媒体默契合作，并优化媒介再现的形象，如此之类的活动频繁增多。对于一些大型企业来说，雇用一些专业的媒体从业人员作为培训人员来对演讲者进行培训，提出关于上镜的适当着装建议、使用内部(或基于咨询)的视频设备来练习采访等活动已是家常便饭。
此外，迈克尔·尤西姆(Michael Useem，1984)证实了企业结构中发生的变化——强调企业及其领导者们的信息能力是管理企业的重中之重。尤西姆论证资本主义在本世纪经历了从“家庭的”到“管理的”，再到“组织的”资本主义转变，他指的是如今不仅发达经济被一些大型的非个人化企业所支配，而且这些企业的紧密合作空前绝后。结果导致在现代资本主义中，在各大紧密联系的董事会之间，出现了一个“内部圈子”(inner circle)，共享的“普遍化的企业观念意识”弥漫于他们的内部密室（Useem，1984，p.5)。此类意识取代了个体企业的利益，尤西姆估计这是造成两种特别显著发展的原因。
第七章 信息与民主：尤尔根·哈贝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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