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从未停止过的“商业的政治动员”(p.150)。各企业之间的紧密联系为其以一种更广泛的共识、更有效地参与政治提供了基础。例如，什么才是极高的税收水平，劳工运动被赋予了太大的权力，阻碍了企业及其事业的立法等问题必然得到企业回应。全面地说，“商业的政治动员”是现代商业的某种需要的证明：他们不只是需要控制它们的内部事务，他们还需要控制对它们自身造成影响的外部环境。商业游说及其意见领袖、重要接触、商业圆桌、持续的新闻发布以及简报的增长，对支持商业的政党的频频示好，免费的企业智囊团以及对英国工业联合会的倾力襄助，无不说明了企业对此类问题的关注和重视程度有增无减。
另一种发展与上述情况相关的，那就是商业领袖的个人资质——传播技能日益成为选择商业领袖的标准。迈克尔·尤西姆(1985)称之为“政治管理者”的上升特别强调了商业领袖们在一个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中，详细制定他们的路线以及从战略上思考企业环境的能力，其中至关重要的必要条件是传播能力，即能够说服外部人士(同时也经常包括内部人士)相信企业的政策和实践相当公正。尤西姆认为此现象是“企业立场发生了一种普遍变化的最明显信号，在这场变化中，公共事务功能走到了前台”(1985，p.24)。受益于能干的传播者们领衔时代潮流，上述特性茁壮成长、相互交织、利益挂帅，通过这种方式，企业利益不可避免地对当代信息环境产生了强大的影响。
商业对信息领域的介入的第二个特征，令我们重新关注它们更主流的活动。另外，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发展深刻影响到现今的信息环境。简言之，企业的发展使得它们在生产过程中(进入到工厂内部)日益强调怎样更好地管理消费。正如《广告和销售》(Advertisingand Selling)的某位投稿人所观察到的：“在过去的十多年间，我们的工厂的增长速度是我们人口增长速度的十倍……将来的趋势……依赖于一种极大地增长的大众购买力”(Goode，1926)。对此做出回应，企业资本主义试图通过调整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而将自由市场上存在着的不确定性降至最小。企业开始稳步转向大量生产的生活消费品比如服装、香烟、家具、加工过的事物、肥皂和—不久的汽车，显然，企业必须告诉和说服民众相信他们可得到的商品和他们的需求(Pope，1983)。这种创造消费者的迫切需求玉成广告成为营销的一个尤为重要的要素(Ewen，1976)。把广告看成是“商业信息和劝服的一种有组织的系统”(Williams，1980，p.179)，有助于我们理解“训练人们作为消费者去行动……从而促进他们适应充裕富足的社会”(Potter，1954，p.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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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