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此而断言广告投资产生了直接的回报，似乎有些自以为是。人们当然会解释他们所获得的信息(Schudson，1984)。另外，无论如何，广告都只是一种广阔的营销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营销策略可能会包括信贷措施、折价交易以及对商品的包装和设计(Sloan，1963)。不过，广告的活力和原创性的确使商业活动对当代的符号环境做出了贡献。
自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广告业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从等级上都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发展，以至于不可能忽视它对几乎所有商业领域的入侵(Mattelart，1991；Fox，1984)。如今，广告业已经是一种全球性产业，被一些寡头垄断型企业所支配，比如WPP集团(包括那些曾经独立的巨头奥美[Ogilvy & Mather]、J. Walther Thomp-son 和 Cordiant)和扬罗必凯广告企业(Young & Rubicam)，它已经深深地渗透进消费文化。从广告牌、汗衫上的标识、电视连续剧插入广告、主流的消费广告、企业促销广告、体育赞助，到许多大学教职(菲亚特意大利语教授[the Fiat Professor of Italian]、阿斯达零售学教授[the Asda Chair of Retailing])，所有这些都证明我们现在身处一种促销文化(a promotional culture)之中(Wernick，1991)。在其中，我们很难辨明广告止于何处，而公正无私的信息起源于何处。而且，如前所述，这不仅仅是广告业本身的发展的问题，因为现代传播媒体都严重依赖于广告，把它作为一项主要的收入来源，这使得广告对当今大部分报纸和电视的信息内容产生了决定性影响(Barnouw，1978; McAllister,1996)。
最后，我们同样可以洞察到管理企业活动的广泛需求，提醒了我们思考广告理念如何从销售商品转变为销售整个企业。对品牌的日常关注如今成为企业知识的组成部分—从阿迪达斯运动服到汇丰银行使人放心的多文化形象—印证了这种趋势。老生常谈的信息，无论其是否引人注目，银行们会“倾听”；石油业者们会“关注环境”；国际性化学品企业是“英国最好的”；或者保险企业“满足了我们任何一个人的需要”。我们可能对劝服不是那么警觉，但是当企业们无论在什么时候向残疾儿童、地方唱诗班或者巡回演出提供资助时，我们总能找到同样类型的形象。正如广告业的一位资深从业人员坦率而言，劝服的唯一目的就是“对公司任何劝服的怀疑，民众可以善意理解；而且在任何议题论争中，对公司都怀抱最好的假设”（Muir-head，1987，p.86)。当考虑广告的这一层次时，我们很容易理解企业不遗余力操纵消费与企业试图涉足政治事务等当代世界的雄心抱负一拍即合。
第七章 信息与民主：尤尔根·哈贝马斯
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