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in)的活动；笨拙而可笑地尝试禁止出版军情五处(MI5，类似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之类的机构)从前的雇员彼得·赖特(Peter Wright)的回忆录；BBC的所有新闻和时事人员的任命都需要经由一位BBC广播大楼中秘密员工的新闻检查，此事后来被曝光（LeighandLashmar)。
信息管理的三个特征——信息包装、威胁和审查——再加上政府保密(这实际上是同一块硬币的反面)，在危机情形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战争环境和恐怖主义活动就是说服力最强的案例，如英国自从20世纪70年早期以来的北爱尔兰问题，还包括1982年的马岛(Falklands)战争、1991年和2003年的两次伊拉克战争、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等。以上每次事件都显示出信息已经成为军事行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此类信息供给国内的民众消费，因为公共舆论对于战时努力的结局具有决定性影响。
在“敌方”接触媒体相当有限(由于一些迫切的组织、伦理以及政治原因)且军事目标就是胜利(而不是寻找真相)的情形下，扭曲和伪装信息的机会不胜枚举，而且进行欺骗的原因也很容易为人所理解。所以，政客们和军方同时把媒体看成战斗的手段，因此媒体必然担当宣传的工具。此外，美国在越南战场失利，一些观点认为美国的战败是由于一个未受到控制的新闻界和一些电视公司所为(Elegant，1981；Hallin，1986)，从此以后，权力机构有了更强的“为战争做计划”的自觉性。所以，在马岛战争期间，军方开始限制记者深入前线，并且为每一位记者配备了一位军事“看守者”(military“minder”)以确保他们的行为不“越轨”；最近，这项制度已经落实到战时军事“特派”记者的任命(让记者们同意审查制度)。
对信息的日常操纵也体现在持续良久的北爱尔兰冲突问题(Curtis，1984；Schlesinger，1987)上，但只是在马岛战争之后，信息管理才更加显著地组织化了(Ministry of Defence，1983，1985)。1991年的海湾战争吸取前车之鉴，一个高度有效的公共关系机器发挥了功用。媒体对海湾战争的报道规模空前绝后，但内容报道则经过消毒与过滤。媒体报道的框架完全围绕着盟军的意图和辞令创建，所以我们听到了许多“外科手术式”的空袭和“定点”轰炸，但罕有人员伤亡的消息，媒介再现的海湾战争“几乎是一场没有死亡的战争”(Knightley，1991，p.5)。在此，还不可忘记1999年春季的科索沃战争中的“感知操纵”(perception management)，尽管那场战争并无战果。北约盟军内部过于分化，冲突持续时间甚长，许多记者根本不信任军方信息。或许最重要的是，在塞尔维亚内部另有信息来源，引人注目的是一些西方记者(有人估计在战区有2000名记者)，还有为了反对宣传机器而从当事国家内部发出的一些电子邮件报道。尽管如此，大部分报道依旧赞同西方价值观。
第七章 信息与民主：尤尔根·哈贝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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