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或是更为明显的2003年英美入侵伊拉克的战争，军方及其政治领袖们优先考虑的问题是如何操控媒体。但要成功控制媒体也并非易事。许多其他的新闻来源以及大量的报道，再加上便携的传播工具以及互联网连接，令军方确保其过滤后的讯息传播困难重重(Tumber and Webster，2006)。不管军事计划如何严密精确，当今要在最充满冲突地区的信息环境推进扭曲的信息传播仍属不易。我们会在下一章中更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战争和叛乱的威胁并不是自由主义民主的例外，反之这是它的日常特征。正因为如此，为这个环境做准备是此时代的当务之急，在做准备时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是公共舆论，因为它对于任何冲突的成败都至关重要。尽管通过有组织的系统来传播扭曲的信息目标很难实现，但预谋导致的系统性扭曲的信息泛滥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那样的信息传播不是为了提供知识，而是为了推进军方和政客们的利益。于是，组织化地传播扭曲信息也成为信息管理的一种模式，其与其他权力纠结作用，必然蚕食公共领域，从而窄化了公共讨论和辩论的领域。
前文讨论了由政客、政府以及各种商业利益推动的信息管理的必然扩张，再加诸于公共服务机构之上的多重压力，看起来我们似乎有充分理由认同哈贝马斯的悲观主义—公共领域正在遭遇专业化的“意见操纵”和商业主义的党派力量侵蚀。但就此而对公共领域式微形成定论，恐怕也相当不妥，必然招惹若干批评。第一种异议反对有些人通过比较而得出公共领域衰落了的结论。如果我们比较的起点是19世纪80年代，与20世纪80年相比，我们肯定会认为两个时代不可相提并论。而且，回顾从前的情境，但却只上溯至上一代或两代，并由此做出推论认为19世纪晚期的公共领域在某些方面要优胜于当代，显然此论站不住脚，甚至大家觉得这个结论实在稀奇古怪，因为在那时，大多数人都被剥夺了公民权，绝大多数人甚至都缺乏识字能力，以至于没有能力阅读《泰晤士报》(TheTimes)和《早报》(theMorningPost)上的报道。既然是这样，有人还会一本正经地秉持那种论断—认为人们在信息上要比他们19世纪的祖先们遭受到更多的剥夺吗？与此相反，我们无可争辩地说如今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容易地进入公共领域——例如，想想一个人可以多么便利地通过广播热线参与辩论，或者是在电话会议中担任发起者角色，或者是如今人们可以多么便利地从互联网上获得专业化的信息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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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