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矛盾
广为人知的是大部分评论家忧心忡忡，他们对监控的扩张并不乐观。例如，马克斯·韦伯(1930)对官僚制度之不可避免性的唾弃，并没有舒缓他对充满“专家而无灵魂，肉欲横流而无爱心(sensualists)”的世界前景的忧郁与挂怀；更没有淡化他对伴随着理性合法组织(rational-legal organisation)的“铁笼”(iron cage)而来的“机械式僵化”(mechanized petrification)的厌恶(pp. 181—182)。鉴于这种观点是如此盛行——奥维尔式的社会图景(“老大哥正在监视着你呢！”)，我们同样可以对现代性的矛盾做出评论。首先，区分“各化”(individuation)和“个性化”(individuality)这两个词甚有裨益。前者指每个人为人所了解的情况，因此就是每个人的独特记录—例如，名字、生日、住所、工作经历、教育程度以及偏爱的生活方式。许多评论家认为个性化遭受到了日益增多的社会组织的威胁。本来，个性化意味着个人对自己的命运负责，做自己想做的事，对自己的生活具有控制能力，看起来个体与日益侵入个人生活的组织相抵触，而与机构信息搜集的冲动相冲突。
“各化”和“个性化”往往相提并论，“各化”的程度正在确定无疑地增强，这意味着“个性化”程度的削弱。无可否认的是，现在“各化”要求人们被监控，但是那些证明个人的工资、居住环境等诸如此类记录的发展实际上却是增强他们个性化的必要条件，因为这种发展依赖于人们被当作独特的个体来看待，确保他们能够获得权利，如果没有此类权利，他们将会因为他们的能力所限而安分守己。如果我们要尊重和维护社会成员们的个性化，那么一个必要条件便是我们要很好地了解他们。例如，如果我们每个人将作为一个个体去投票，那么至少我们首先应该通过名字、年龄和住址而得以被识别。同样，如果作为一个社会，我们认为社会成员们的住房供应以及物资供应应该达到一定的水平从而实现他们的个性化，换句话说，如果人们感到寒冷、孤独，并生活在赤贫状态中，这肯定会妨碍他们的个性化，那么满足这些需求的必要条件是我们识别每个个人并且详细精确地描述他们的生活环境。
信息社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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