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那种认为必须搜集信息以使人们获得权利的观点相比，这种观点更深入。例如，很明显，在许多领域对个人的监控是复杂组织得以运作的基础，这些组织通过它们所提供的服务能够增强消费者的个性化。例如，电话网络识别了每一位用户，并且收集了用户的详细信息(所有用户都有一个特定的电话号码，每次通话的目的地和时间都会被自动记录下来)。电信网络就是以此信息为基础而构建且渗透进了发达社会的大部分家庭，继而覆盖全球。对于拥有电话的人来说，这些组织极大地改善了他们的生活(Mulgan，1991)。电话按钮帮助人们维持朋友、家庭以及职业关系，此类关系能够促使人们感受到自我和个性化的存在。银行网络的建立与此雷同。如今许多人都拥有各种类型的信用卡，人们所进行的每一项交易都会记录在案，由此可以描绘出个人的消费模式。但是，如果说复杂的银行网络是基于对个人的购买和支付行为实施日常监控来运作，那么这些过程将会增进参与者的个性化，由此导致的信贷和日常交易唾手可得。凭借信用卡，人们自如地预订宾馆、租赁车辆，甚至是去旅行，都不用担忧现金偷窃问题，或者担心携带很多外汇而不安全。所以，将心比心，任何有过如此经历的人都会同意上述观点。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信息收集的广泛增多等同于个性化的削弱，但我们需要论述另一个矛盾一—就是说，我们已从过往互为芳邻的世界步入形同陌路的世界。在此，我们捕捉到了社会科学古老的主题——从社区(community，往往体现为以人际互动和以村庄为中心的前工业主义生活形态，人们彼此熟悉)到联合群体(associa-tions)的转变，此时，人们互不相识，而是通过特定的途径把人们联络在一起，比如汽车售票员、商店售货员、书报摊贩等等(城市导向的现代生活)。自从齐美尔(Simmel)的社会学分析问世，我们就已体认到从一个紧密的社区转型到陌生人的世界，多么令人无所适从，当然人们的身心也爽然解放。城市生活可能零碎化，而非各化，但与此同时，人们也幸免于村庄生活的约束。换一种方式说，在人们从村庄生活转向城镇生活之后，邻居对个人的监视就会减少，与之相伴随，社区对个人的控制力逐步削弱。一个人从乡村生活转向城市工业生活(urban-industrial life)之后，他便不会受到地方闲言碎语的困扰，或是在场碰面交流的打搅，可以逃离好事邻居的查户口式的盘查。出于同样的原因，在城市中，人们可以毫无困难地选择自由，过一种他们所喜欢的私人生活，按照个人意愿与人交往，沉溺于一种富有异国情调的生活而不用担心受到谴责，个体可以随心保持匿名的生活方式。
第八章 信息、自反性和监控：安东尼·吉登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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