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存在的矛盾是，在很大程度上城市社会比基于社区的生活模式要更社会性地组织化，不过，城市社会为了运行有序，必须搜集极为详尽的公众信息。并且从最核心的方面来说，当代机构搜集到的信息要比在前工业社会中搜集到的任何信息都要更详细、更富有内涵、更各化。在前工业社会中，谈话和记忆是搜集和储存信息的主要方式；而现在，搜集和储存信息的手段多种多样，诸如计算机化的记录和书面记录、兼容的数据库，甚至包括用电和银行服务行为的日常“测量”等等，并且信息量随着时间的流逝会累积。任何怀疑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价值的人，不妨想想几个月的银行或信用卡账目所记录的生活痕迹，例如他们在何时何地购买何物？或是他们去了哪儿，他们赚了多少，他们是什么俱乐部的成员，他们吃了什么以及他们饮食的规律如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Burnham，1983，pp.20—48)。
联合群体的非个人化生活甚至比邻里世界要搜集更多的个人信息。在城市中我们或许可以轻易地摆脱家庭和朋友们的过度控制，但我们几乎不能逃避税收部门、医疗服务机构或者地方性权力机构的监视。当然如今发生的大部分监控行为都是匿名的，笔者之意就是说明那些机构搜集到了大量的关于人们生活的信息—包括购物偏好、性取向、生活方式以及政治忠诚等等，这些信息异常私密，绝对不会泄露提供资料者的情况，更不会指明资料代表的具体对象。如此生活境遇，不难想象，如今人们遭受最严密的监视，其程度是如此之强以至于虽然他们生活在陌生人中间，但他们的私人生活却比以往任何一代人的私人生活都要更为人所知，即使是与那些生活在一个修道院中的人们相比依然如此。例如，现在我们能大量地了解到人们的性事、渴求以及秘密的愿望以及他们在某个时间段的政治倾向。所有这些信息截然划分了当代社会与前工业主义，在前工业主义社会并不存在搜集此类信息的机制。搜集到的相关自身与他人的信息，会左右我们每个人的感知，甚至行为，但并没有人能够识别出原始数据就是从哪些个体搜集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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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