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搜集到的各类信息对于现代组织(政党、零售公司、家庭计划者)的运作通常至关重要。而且，它反过来对其他个体来说通常也有所助益(尤其是通过媒体机构或者教育机构)。当人们更了解其他人及其愿望时，也就知己知彼，对他们生活中的行为做出有准备的选择(例如：关于某个特定时期在社会中存在着的多种生活方式、不同的性取向、不同的儿童抚养方式)。我们再次面临着一种矛盾的处境：如果越多地了解人们，那么每个个体便可获得更多的机会通过做出自由的“选择”而增强他们的“个性化”。
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同样要谨记上述观察，因为在开始考察监控的发展时，很容易采取一种摩尼教(Manichean)的立场(Lyon，2001)。也就是说，更多的监视看起来会无可避免地侵犯个体的自由，正如更大的组织看起来必定会削弱个体的自主权一样。因此，如此听风就是雨的判断—多么可怕！这实在过度简单化了。着手本章考虑的中心问题—分析国家在组织和监视中扮演的角色之始，这种简单化的判断是非常吸引人的，这也是另一个要谨防做出冲动判断的原因。
第八章信息、自反性和监控：安东尼·吉登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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