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有关信息社会的定义都以定量的测量方法作为途径，测量出具体数据(白领工人的数量、信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等等)，这种方法还假定，统计出的数据超过某一定点(定点不具明确性)则可以说明信息处于支配地位，继而我们就进入了信息社会。虽然，我们都目睹了如山似海的信息储存与流通，但并没有确凿的理由指明这就是一个新型的社会。如果信息社会仅仅以信息如此剧增的量来作为标准，那么，让人难以理解当前社会与先前社会的根本不同。
实际上，抛开量化的方法，把信息定位于不同性质的秩序和功能，也可以作为描述新型社会的途径。如果这样，就不必在意测量信息职业的数量比例，或是计算信息活动所占经济收入的成分，例如，在理论上可以想象信息社会可以只由少数的“信息专家”掌握着决定性的权力。你只要看看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G.Wells)的科幻小说，就可以想象那样的社会，由知识分子中的精英所支配，由于劳动者的供给大于经济上的需求，因此大多数人成为好吃懒做的失业者。按照定量测量的方法，也就是职业的模式，这种情况还不具备信息社会的资格，但我们不得不说，这就是信息社会！因为当下的信息/知识对权力结构和社会改革的方向，产生了决定性作用。
我们不能把信息的定量测量(仅仅是信息量的增加)视为当前社会与先前社会的断裂根据。最起码从理论上来说，一些在性质上细小却具有决定性的变化才可能标志为社会系统的新发展。毕竟，仅仅因为现在的社会比起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拥有更多的汽车，并不足以界定当代社会为“汽车社会”。无论是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的“后工业时代”，还是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的“信息模式的发展”，或者是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的“信息模式”，这些描写信息社会的学者都希望把焦点聚集到社会所发生的系统性的变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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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