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与此相联系的加速了的全球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民族国家，鼓舞全球民众秉持普遍的权利诉求。大卫·赫尔德(DavidHeld)等人（1999)把此一问题归纳为“人权体制”（humanrights regime)的扩张，从而推动了众所周知的被尤金·哈贝马斯和乌尔利希·贝克等学者称为战争“世界性”案例(“cosmopolitan”case)的粉墨登场，比如反对塞尔维亚统治科索沃，在1998年和1999年之间追捕和关押智利的前任独裁者皮诺切特(Pinochet)，2000年英军对塞拉利昂共和国(Sierra Leone)的干涉。另如通常战争结束若干年后，在海牙的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依旧对巴尔干战争的战犯进行持续的逮捕和审判，这也是此类“人权体制”的一种体现。
全球化和冷战结束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冲突来源的减少，最显著的是民族国家之间为了争夺领土和资源的竞争减少了。吉登斯(1994)创造了一个词组“没有敌人的国家”(states without enemies)来描述如此发展格局，并提到如今的战争问题往往交织着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找到的不同形式的原教旨主义，但这些原教旨主义却很少能够表达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信仰和利益。此类原教旨主义的例证，不胜枚举，其都以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坚持某种确定性为特征。例如，某些民族会很频繁地为种族要求和宗教要求而呐喊，他们要求追溯纯粹的血统以及居留权，这通常都是以剥夺其他人的权利为代价。如同我们可以生动地从20世纪90年代发生于巴尔干的种族清洗，以及自从1998年以来基地组织(al Qaeda)在各地发动的恐怖主义袭击中明察秋毫，原教旨主义促使人权被严重滥用，而且由此种族要求和宗教要求的声势加大，反而激发势力磅礴的利益集团(community)去干涉主权国家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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