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情况严重违背既有的强调国家领土完整的秩序运作。对于某个民族国家的民众们来说，一些吸引他们的事情可能正在发生，但是迄今为止，如果他们自己的边界和/或利益没有受到威胁的话，极其难以预测其他政府会不会不顾另一个主权国家中的受害者而发动干预。不过，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却是例外，干预的确发生了，而北约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或者战略性的理由可以发动武装攻击，而一些“现实的”(realist)美国人商议的结果是反对武力干预，他们的理由是“在这场战争中没有我们的狗”。
这种干预与犹太人在纳粹德国长达十多年的绝望处境相辉映，除非它们自身(或者它们的盟国)的边界遭到了威胁，否则，这是其他国家极不愿意干涉他国内部事务的例证。我们还需要记住的是，尽管在那时，同盟国的战争是为了反抗德国的领土侵略而发动，并不是为了抵制正在轴心国内部实施的种族灭绝政策，一个被完好地记录下来的证据显示同盟国并不愿意为战前甚至在战争期间大量的犹太难民提供避难所(一直到“水晶之夜”血腥大屠杀和“最后解决方案”大屠杀以及在这两次屠杀的过程中，只有10%的犹太申请者被获准去英国避难。London，2000；Lacqueur，1980)。
哈维尔(VaclavHavel,1999)阐述了1999年4月末发生的变化，并表达了对北约介入科索沃的支持，他的理由是“但凡认为在其他国家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人权在何国是不是被侵犯不关我们的事的观念……应该……从历史舞台上消失”。当然，我们不应对这个事实视而不见：民族国家依然举足轻重，在涉及要不要从外部实施军事干预时，现实政治(realpolitic)的考虑依然是最终的裁决力量。
但是，似乎信息战涉及的远不止战略或领土利益，这恰恰是因为有组织的、暴力的信息要素如今是必需的要素，并且很难被遏制。这些要素的一个核心特征就是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的扩张，其否定了国家在处理边界之内发生的事务的权利。再次，哈维尔(1999)认为“似乎……一代又一代的民主主义者们的努力……和文明的发展终于让人类认识到人比国家更重要”。
第八章信息、自反性和监控：安东尼·吉登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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