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权和监控
上文强调了民族国家对战争的关注、对监控的创建所做出的贡献，尽管也提到了全球化和信息战的扩张所带来的矛盾结果。但是，民族国家还通过另外一种方式促进了监控的扩张，这种方式同样与军事有关，但却产生了较少的令人心寒的结果。这就是公民对国家的参与，最显著的是人们怎样获得权利和承担责任以及这些权利和责任如何行使。对于公民的权利和责任的发展来说不可或缺的，是民主政府在民族国家中的扩张。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民族国家如何建立。其通常是在一个两败俱伤而又持续很久的战争中锻造出来，期望去统治某片特定的领土的任何统治权力所优先考虑的产物，吉登斯称民族国家为“内部稳定”(internalpacification)。直接地说，一个国家必须要达到其边界之内的秩序和稳定，这是它守卫其外部边界的前提。无疑，在早期，“内部稳定”可以通过军队的强制力量达到，但是，如果一个政府希望长治久安，那么民族国家任重而道远，决非仅止于此。至少，政府必须了解它的人民—他们是谁，他们的年龄、性别和住所，最重要的是因为它必须从他们中间征召一些人去抗击外国人的侵略。此外，每个民族国家都需要了解它的人民，这样它才能够有效地收取税收。这两种需求都意味着某种形式的人口普查对于所有的民族国家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于是，从一开始监控就被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
我们不妨去追溯国家对内部人口实施监控的路径扩展。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存在着一种官方统计数据的剧增，其通过一些日益先进的技术而精细地搜集而成，囊括了例行的人口普查资料搜集到的关于任何问题(从教育成果到英国某些特定地区的就业模式)的广泛数据(Hacking，1990)。无可否认，这样搜集到的信息作为了解一个正在变化的社会特征的手段是令人着迷的，但它同样是(并且极为重要的是)民族国家的必然要求，后者需要在这样一些事务比如税收上承担责任，通常需要决定提供多少教育经费，甚至需要制定一个地区性的经济战略。如同吉登斯(1985)所说：“如果缺乏信息基础(information base)，民族国家的行政权力将难以存在，因为信息基础是它进行自反性自我管制(reflexive self-regulation)的手段”(p. 180)。
5
284
信息社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