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或许是缺乏论据的泛泛之论。如同我们所见，与民族国家发展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在军事上守卫其疆界的需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个人口普查，无论如何简便，都势在必行。因为国家必须有能力征税，并且征召男性公民去抵抗侵略者，甚至是参与一些扩张主义运动。但是还需要具备其他一些条件，为了促使年轻人代表国家参加战斗，需要向他们提供远不止关于他们的居所和职业的信息，民族国家必须向他们提供更加有形的东西。
更确定地说，就是必须激发那些潜在的战士们的国家主义情绪，同样需要记住的是以前军事征召的强迫性(强征人伍、贫困等等)。尽管如此，在吸收了 T. H. 马歇尔(T. H. Marshall)(1973)的思想的基础上，吉登斯认为这还涉及其他一些东西，这可被看作是民族国家和其成员之间的某种“契约”。他认为，作为为国家而战斗的回报，多年以来公民们已经获得了各式各样的公民权(citizenship rights)。例如，作为公民，他们拥有保护国家免遭外国军队侵略的权利，拥有持有一本护照自由地进入本国的权利，拥有获得本国驻外大使馆支持的权利。
基于民族国家和其成员们之间的“契约”，产生了一系列的公民权利和义务。它们与监控之间的联系主要在于这些权利和义务是怎样行使的。民族国家(公民权在它的保护伞之下才能够运作)必须发展出行政手段才能够承担这些额外的责任。从广义上讲，现代社会民主国家的发展是监控的一种特别强大的力量。因为公民权利和责任的行使要求精细地识别国家成员。选举登记要求发展一种记录了全体人口的年龄和居所的数据库；社会服务要求详细记录人们的境况，从他们的住房条件、病史到他们的受赡养者的信息；英国税务局(the Inland Revenue)建立了庞大的详细记录每一个社会成员经济状况的档案；在一个人的学校生涯中，他的成绩、发展、连续性以及变化都被记录了下来；那些为了减轻贫困而造成的最坏结果的项目，需要达到合格要求的处境悲惨者的信息。如同帕迪·希尔亚德(PaddyHillyard)和杰尼·帕西·史密斯(Janie Percy-Smith，1988)所论述的：“提供福利救济和服务是一种大规模监控系统的核心，因为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分类、信息搜集和记录正在持续不断地成倍增加”(p.172)，我们可把这种监控称为分类护理(categorical care)。
第八章信息、自反性和监控：安东尼·吉登斯
2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