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的危险
民族国家或者被安全需要，或者被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所激发的监控倾向已经问题丛生。最显著的是一些公民自由论者(civillibertarians)的担忧，他们目睹了由匿名官僚们所掌握公民的纪录累积，或者是了解到了人造卫星在不同国家之间实施侦察的能力，他们表达了对监控发展的强烈担忧。大量的文献强调了监控问题，比如警方建立的关于普通公民的档案，陪审团进行审查时可能会误用他们的档案，或者是会导致错误的逮捕(e. g. Rosen，2000；Whittaker，1999)。
有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获得了特别而迫切的关注。第一个问题是对某些机构另有目的而利用那些档案文件的担忧，比如，警方会得到其调查对象的就业、医疗和银行记录。另一个问题涉及合并不同的数据库的普遍问题。随着大部分国家(还有许多其他的)监控性档案的计算机化，把曾经相互分离的信息联系起来成为了可能。虽然存在着许多约束限制进行此类联系，但是显然有潜在的可能一设计出一种能够为具体个人建立一个“完整肖像”(totalportrait)的“电子身份证”。如果某些机构能够获得一个人的医疗、教育、税收、就业、银行以及犯罪的记录，很明显它们可以为此人建立一个非常复杂而详尽的“个人剪影”。对于那些寻求效率和/或者更完善地控制的政府官员们来说，这种发展具有令他们无法逃避的吸引力，于是会极大地增强监控的程度(Ball and Webster，2003)。
于是，人们为“圆形监狱”(panopticon)的隐喻所吸引，以此去隐喻现代性(Lyon，1994)，这种观念来自于福柯(Foucault)(1975)对边沁(JeremyBentham)关于监狱、医院和精神病院设计的富有原创性思想的引用。在边沁看来，圆形监狱的建筑设计把看守置于一个中心的(通常是黑暗的)位置，而每个囚犯或者病人住在处于圆周位置的、单独的、通常被照亮的单人牢房中。这个设计被福柯采用，以隐喻现代生活。福柯认为监控促使了一种没有墙壁的圆形监狱的建立，当今社会，拜现代电子技术所赐，人们受到了监视，但是他们却不能看到是谁在监视他们。
信息社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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