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容易过于夸大这种监控的程度(最主要是因为可获得的信息是如此之少)，而认为身处“规训社会”(disciplinary society)受到监视的人们相互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则又大谬。例如，很显然由中央搜集到的大量的关于民众的信息，如人口普查，的确反过来受益于民众，民众能够更具反思性地监视自己的地位、前途和生活方式。所以，例如，关于收入水平、犯罪率或者离婚模式的信息，不只是对政府官员有用，它们对于那些寻求弄清和(或许)建立新的生活方向的个人来说也有建树。
但是不摒弃圆形监狱的观念也是重要的，因为它持续不断地提醒我们政府有一种监视所有事情的过分野心，也提醒了我们权力和信息搜集之间紧密联系的方式。例如，曼纽尔·德·兰达(ManuelDe Landa,1991)以“机器视野”(machine vision)的洞察对军事监控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这种“机器视野”从一些事物上得以体现，比如对外国领土的远距离通讯拦截和卫星监视，这些监控是自动的。那些能够在一个定好的类别中捕捉到所有讯息的程序被建立了起来，卫星在监视那些落入其“轨迹”中的任何事物。德·兰达描述了那种为了使机器能够破译卫星照片而开发出来的先进软件，这些软件几乎可以从这些照片中获取一切信息，他还描述了那种为促进对窃听到的信息进行分析而设计的系统。在看到所有这些趋势之后，他倾向于把它描述成一种“泛监视系统”(Panspectron)，“可把它称为一种新的不可见的情报获取机器”(p.205)。
这些展望可能会使人感到有些恐惧，但是它们当然不属于科幻小说的胡乱想象，如此论述是对监控的迫切需求的逻辑延伸，而监控在民族国家中（Gandy，1993）和我们有组织的生活中处于中心地位。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承认监控是所有现代社会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且“尚无明白而简单的政治计划与之相抗衡”(Giddens，1985，p.310)。同吉登斯一样，我们必须承认，无论是对于“资本主义”，还是对于“工业主义”来说，监控都不可或缺。我们也必须像吉登斯一样得出如下结论，在所有发达社会中，“极权主义规则的所有方面都是一种威胁”，这正是因为监控“在现代国家中被最大化了”(p. 310)。
第八章信息、自反性和监控：安东尼·吉登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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