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如此，我们不需要过多地担忧后现代主义被限制在文化领域，因为许多后现代主义人士自身都没有显示出同样的不安。与此相反，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智识运动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接触到的现象被宣告是一种全新的现象，是与现代性本身的决裂。
后现代主义的智识特征
作为一种智识现象(intellectual phenomenon)，后现代学术的主要特征是对启蒙运动思想传统的分庭抗礼，这种思想传统试图找出社会发展或个人行为潜在的理性。而后现代主义深受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的影响，其深切质疑那种把世界的发展看成是一种进步的描述——例如，认为世界发展是“现代化”(modernisation)的基本过程；后现代主义也同样反对声称能够发现人类“动机”的基本原因，从而对个人行为有所解释。
后现代主义彻底反对任何试图按照上述逻辑或者类似的方式去解释世界的尝试，这些尝试都希望能够找出支配变化和行为的某种理性。启蒙思想家们假定他们可以找出行为和变化的潜在理性(经历了这种变化，或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行动的人可能察觉不到理性)，这种假定正是他们与后现代主义者们的不同之核心。
这种异议通常是通过后现代主义者对他们所谓“总体性解释”(totalising explanations)——或者，采用利奥塔的术语，“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s)—的敌意得以表达。从这个角度看，所有论述现代世界形成的流派，不管是马克思主义学说，还是辉格党(Whig)的观点，激进的还是保守的，都把发展的主要动力归纳为如下因素：比如“文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动力”以及“进化的力量”的论述，这一切都遭到了后现代主义的抵制。无可否认，这些或者类似的分析都坚持不懈地强调人类发展的主要趋势和主题主要的理性(themain rationalities)。后现代思想家们从几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抨击了现代性的理性。
第九章 信息和后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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