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也是被重复提到的拒斥论点认为论述只不过是理论家的构建，而不是对历史过程的准确研究。启蒙运动的假定认为可以通过一种可靠而无偏见的方式去了解世界，但凡接受此假定的学者们遭到了挑战。有人指责他们所发现的理性只不过是他们个人观点的表达，而不是对真实历史运行的描述。如此批判司空见惯，属于后现代思潮的公理。简言之，后现代主义者们指责所有对知识的正确性的外在主张(external claims)根本不成立，因为学者们必然会对他们所见所闻进行解释，而在解释的过程中，他们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构建”知识的过程。
第二种和第三种拒斥论点显示，反对现代性并非微不足道的哲学意义上的势不两立。因为，宏大叙事自命不凡其能够揭示发展的“真理”，但这恰恰暴露了它们自身的偏见，因为宏大叙事研究的逻辑结果是一些关于某种应该会发生(或者可能会发生)的社会变迁的方向的建议(如果常常是暗含的建议)。而且，不仅指责那些对社会变迁的“总体性描述”只不过是计划和组织现在和将来的序幕；他们还抨击这种“总体性描述”已经被历史发展的过程证明不具可信度。
上述讨论相当地抽象，不如以实际案例论证。例如，一些关于社会变迁的研究显示，发展最有效的推动力是以最小的投资寻求最大的回报。很明显，这些研究试图找出支配此一变迁的某种占主导地位的理性。这种理性在某些历史时期或者在某些社会中并不发挥作用并不要紧，因为这种“非理性”(irrationality)常常被看作是对一种决定性的历史方向(historical directionality)的偏离。仔细思考一下，如此研究历史的路径非常明显地存在于许多“现代化”理论中，我们会发现其路径趋向于在对过去历史的描绘中寻求其对未来和现今政策的借鉴。它暗示那种“少劳多得”(moreforless)的理性会继续盛行，规划者们应该经常(如果不是一直)承担责任一促进和操纵一些事件以保持一切都按照正常轨道运行。这的确是许多发展理论家们所考虑的重中之重的问题，在已经了解到支持西方经济增长的成功理性的基础之上，他们试图去影响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的政策。
信息社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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