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论者谴责那些声称他们能够突出变化的推动力的分析家们心存偏见。根据并不缺乏，如分析家们的学说以及吸收了如此学说的政策，早被频繁地证实不具说服力——例如，有人认为上述学说损害了那些“欠发达的”世界(想想沙漠化、酸雨、过度城市化、依赖于经济作物的经济)；由于存在反生态偏见(anti-ecological bias)，“少劳多得”的理性危及了生活在“行星地球”上的人类和动物物种的生存；对应用现代科学实施农业奖励的承诺导致了社会混乱、被取代的农场工人的失业以及对远方的市场的依赖。
马克思主义声称历史变化的主要推动力是“阶级斗争”过程和“资本积累”过程。在识别支配社会变化的理性时，显然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认为这些理性最终会被一种更高级的理性所取代。他们主张一种新的社会形式(共产主义)将会建立起来，它会很好地利用资本主义制度并且能够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这种观点从他们的历史研究中获得了支持。
对于一些后现代主义者来说，比如利奥塔，最近的历史不只是致命地破坏了宏大叙事，也同样令所有的启蒙理想荡然无存。法西斯主义、纳粹实行的种族灭绝、超级发达的军事技术、切尔诺贝利(Chernobyl)核能事故、艾滋病、心脏病的流行、环境引发的癌症等等，所有这一切(还有更多)都是对启蒙的扭曲，也是过去坚称强调变化的某些理性是可能的，不管是通过“国家主义”、“阶级斗争”、“种族纯洁”来体现，还是通过“科学技术进步”来体现的一些“叙述”(narra-tives)造成的后果。考虑到这些后果，后现代主义者们发动了一场“针对总体性的战争”(a war on totality,Lyotard，1979，p. 81)，彻底遗弃了认为自己能发现历史的“真实”推动力的世界的描述。所有自认为能够洞悉历史变迁的“真理”的主张“已经丧失了可信性……不管它是一种推测性的叙述还是一种关于解放的叙述”(p.37)。
于是可以看出，后现代思潮特别怀疑那些认为自已能够从任何一个方面识别“真理”的主张。鉴于早期宏大叙事的显著失败，鉴于每一种叙事都确然是一种构建，所以不管学者们声称他们具备怎样的客观性，后现代主义都迅速地超越了只是对总体性理论的怀疑。通过采取相对主义原则，通过支持对世界进行多元的描述，通过坚称“真实”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不同版本的“真实”，后现代主义有力地否决了总体性理论。如同福柯(1980)所指出的，后现代主义者们认为“每个社会都有它自身的关于真实的体制，它的关于真实的一般政治学’，即它接受并使之如同真实存在一样运行的话语(discourse)类型”(pp.131—132)。在这样的环境中，后现代思想家们认为他们自己要脱掉追寻“真实”的启蒙紧身衣，反之要强调分析(analysis)、说明和解释的差异的解放性内涵。
第九章 信息和后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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