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而易见，后现代倾向嘲弄任何处于权威地位的个人的判断。在此意义上，后现代体现了一种强烈的民主式妄自尊大，具体表现为后现代随便就对为我们设定标准的人评头论足，横加指责。在此，尤其需要赘言，后现代主义对于美学中被普遍接受的“品位上乘”(goodtaste)和“伟大的传统”(great tradition)的反感和厌恶。例如，富有影响力的文学批评家里维斯(F. R. Leavis,1895—1978)在他那本给人启迪的《伟大的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1948)中，自信地选录了英国最好的小说家比如简·奥斯丁(Jane Austen)、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和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作品。对于里维斯来说，上述著作可称得上经典之作。后现代主义者们反对这种观点，他们声称“如果杰弗瑞·阿奇尔(Jeffrey Archer)是你的最爱，那些文学教授又算什么？哪里需要他们来告诉你谁又更为经典呢？”
那些在过去制定标准的人遭到了例行的公开谴责。所以或许里维斯会自信地坚称他的“正确判断”来自于对英国小说的非常仔细的阅读，但是后现代主义者会迫不及待地论证说那些文学批评家们是通过他们的批评来谋生，他们的写作使他们获得了职业晋升和名望(所以他们几乎从来都不是无偏见的真理追寻者)。而且，这些批评家们的评价严重依赖于特定的假设、教育背景和阶级偏好(以里维斯为例子，通常都认为他是地方主义的，终生对剑桥效忠，他相信伟大的文学能够引导我们走向一种理想化的虚构的“朴真的社区”)。简言之，通过这种方式，批评家们的偏见被暴露了，于是他们试图把他们的判断强加于我们之上的主张也难以立足。
在撩开“正确的”思想家们的面具之后，后现代文化强烈主张一种美学相对主义(aesthetic relativism)——在生活中的每一个领域，差异都受到了鼓励。这条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Twitchell，1992)：音乐(“谁说莫扎特比冯·莫里森高级？”)、服饰(“Jaeger看起来并不比Next好，只是比它更贵”)和现场艺术(“为什么莎士比亚应比安德鲁·洛伊德·韦伯更经典？”)。在此，解放性的言论充斥后现代，因为后现代主义的核心就是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tyranny)，这些专制力量试图为人们的生活制定一种“正确”的标准；后现代文化反对此类“专制”，它是通过多样性、狂欢(carnivalesque)以及无限的差异性而繁荣昌盛。所以，例如在住房供应领域，Wimpey房地产以及高度密集的塔式大楼(由那些认为他们了解什么才“是对人们最好的”以及/或者“什么才是人们需要的”设计师们所设计)遭到了抵制，另一种鼓励人们个性化家园的风潮取代了前者，通过在这儿增加一点，在那儿推倒一面墙，增添各式各样的令他们感到愉悦的东西，把那些批评他们品位差的人抛到脑后，从而颠覆建筑师的设计。
第九章 信息和后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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