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很容易理解，在现代主义对一种碎片化的文化的忧虑的背后，还潜藏着一种对自我本身正在受到威胁的担心。这种担心假定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真实的自我”(real self)、一个真正的“我”(the authentic“I”)，它们应该是一致的，统一的，应该受到保护以免暴露于一些与之彻底迥异的文化符号之中，受到干扰。例如，一些真正的知识分子怎能保持他们的自我意识，如果他们在阅读柏拉图的著作之后去赛狗？一些重要的思想家怎能在支持托特纳姆热刺足球俱乐部(Tottenham Hotspur Football Club)的同时，还能沉浸在他们的学科中？基督徒们怎能在享受色情的同时，还能践行他们的宗教伦理？一些可敬的人们怎能在板球运动中作弊？一个人如果他同时拥有如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韦恩·鲁尼(Wayne Rooney)和伍迪·艾伦(Woody Allen)等多样化的模范角色，他又如何才能保持自我的完整性呢？
后现代文化并没有致力于去化解上述矛盾，而是否定了一个基本的真实的自我的存在。后现代观点坚称对一个“真实的我”(realme)的追求，预先假定了一种潜在的意义(an underlying meaning)和真实的存在(an authentic being)，但这些都不存在，所以不值得去追求。反之，后现代认同我们在广大的社会中和自我一己之内与差异共存，在这个过程中不存在对意义的忧虑，把“正直诚实”(integrity)和“道德”(morality)之流的限制性概念抛诸脑后，而用“快乐”(pleas-ure)取而代之。后现代观点重复提到只有知识分子们才会担心“自我”的碎片化，而平庸凡夫却非常高兴地去享受快乐时光，并且不会被沮丧所烦扰，只因为一些书呆子们相信我们的“真实的自我”将陷人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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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