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一种沉迷于人工雕琢和表面现象的文化相适应，后现代主义与城市生活最紧密地相关。后现代文化赞颂浅薄，藐视曲高和寡的深入分析，它们更愿意寻求“现实”而不是快速的变化、好玩的事物(the playful)以及时尚的不确定性。再没有什么地点能比城市与后现代文化更合拍的了，城市包容人造品、不同风格的碰撞、对变化和折中主义的开放、多样性和差异性、对固定性的缺乏、对感官的持续刺激、不同文化和不同外地人(strangers)的混合(正是这些外地人带来了各式各样的经验和视角，从而毁坏了确定性，并带来了新的风味和快乐源泉)。与之相关的是后现代性对速度以及一种不断加速的文化的步伐和混乱的认识，它们正在侵人意识领域并在持续不断地使之动摇(Virilio，1998)。保罗·维希留(Paul Virilio)创造了一个术语“速度学”(dromology)来描述如此情形，这与高度复杂的军事技术的扩张有关，其正是2003年初对伊拉克的“威慑”式入侵中所体验到的军事技术类型(Virillo，2005)，破坏稳定，持续不断而且难以抵抗。
最后，后现代论者敌视一切试图去揭示事物的“真实意义”的人，他们强调普通人的创造性和玩家本性。现代主义思想家往往以决定论的解释说明行为的来由，也就是说，现代主义分析富有特色的一点是他们对行为的描述通常自圆其说，而不是深入行为当事人的解释，好像只有他们才能洞悉他们的研究对象的真实动机以及基本的推动力。例如弗洛伊德式的言论，认为在这么多行为背后都存在着性动机(sexuality)—不管研究对象们会有什么感受；再如女性主义者们对妇女经验的描述，常常显示出分析者们首要关注的是妇女“真正需要的”，不管她们研究的女性会如何建议，那都无关紧要。
如同我们所见，后现代主义者们反复重申知识分子们并不比大街上的男人和女人更有权利去识别“真理”。许多知识分子普遍杞人忧天，他们担心人们正在受到愚弄，正被一些操纵他们的政客、无价值的娱乐以及消费主义的诱惑牵引着远离“真理”。同样地，后现代主义者们认为如此担忧是一种无法忍受的傲慢(知识分子们自己的履历至少受到质疑，当不同的知识分子对“真理”有不同的看法时，他们有什么权利声称他们能够洞悉“真理”？)，同时也是无稽之谈，因为凡夫俗子也能像任何一位知识分子一样去观察和创造，何苦还要听命知识分子的叫嚷？在一个只存在真理的不同版本的世界中，人们拥有巨大的能力去创造一系列不受任何控制的意义，甚至是在创造意义之前，早就游刃有余，对自我遭遇与经验的另类用途驾轻就熟。
第九章信息和后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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