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本森-海吉斯(Benson& Hedges)的广告表达了什么意义呢？我们可能(或者不)只是享受观看这些符号的体验。①
与此类似的情况，想想哈贝马斯教授在表达对当代民主社会中政治的包装的忧虑时，他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现代主义焦虑。对于像哈贝马斯这样的批评家来说，对政治信息的操纵到如此程度，怎不令人叹惋？政客和他们的公关顾问为应付媒体采访所做的极度细心的准备(排练、简报、扮演出来的事件、无记录的讨论、为了展现出一个好的形象而选择的化妆和着装、媒体顾问在政客们展示他们的政策和内阁成员时扮演了一种不相称的角色)应受到谴责。批评家们开门见山或含沙射影地指责政客的品质，要求政客应该是正直诚实、意见开放、真诚直率，而不是躲藏幕后，以一些误导性的和虚假的媒体“形象”矫情虚饰。
鲍德里亚以两种论述回应现代主义者的指责。一方面，他坚持认为要求媒介符号正确再现政治和政客，简直就是幻想，痴人说梦而已。媒体不可避免地只能再现某些议题、特定的人物和有限范围的政党。无关别的原因，单单是时间的有限性就意味着政治报道只能局限于某些特定的问题和政治立场。再加上政客们倾向于向媒体施加压力以发布有利于他们自身立场的报道，对于媒体要精确无误地再现政治而遭遇的困难，我们相当容易理解此情此境实在无法克服。在鲍德里亚看来，媒体聚集起各种报道以向公众再现政治的事实，其意味着任何另类的再现(alternative presentation)只是另一种模拟。在一个电子媒介时代，我们只能拥有一种模拟的政治(simulated pol-itics)。
另一方面，鲍德里亚主张—既然每一个人都知道情形是如此，那么人们也就无需烦恼，因为我们可以忽略符号的存在，我们都知道符号虚假，所以我们仅仅享受符号景观，大可不必在意讯息，一看媒介符号就心照不宣地推论：“不过是政客们再次粉墨登场上电视了”。
由公众的此等见识推想，忽略媒介符号不就等于宣告了“意义的死亡”(the death of meaning)？如果人们意识到符号只不过是模拟，所有可想象得到的一切只不过是另类的模拟，那么任何模拟都可以，或者也都不可以。于是，我们可以得出鲍德里亚的结论：“我们生产出了极其丰富的影像，不过，其中没有什么可看”（Baudrillard，[1979]1990，p.17)。如果“大众们”(masses)意识到符号仅仅是模拟，那么我们就和极其丰富的无表意符号处于同一世界。我们拥有的符号没有意义，不过很“壮观”（Baudrillard，1983a，p.42)。人们可以去观赏符号、体验符号，或许会喜欢符号，但其毫无意义可言。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后现代的世界。
第九章 信息和后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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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是心照不宣地为再现讽刺、幽默开心与滑稽取笑的广告制作者所分享，嘲弄看过广告而被说服购买宣传产品的受众的盲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