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作用力综合作用，甚至足以宣告一种后现代情境的来临。首先，表现绩效原则的运用意味着在效率和效果上不合格的信息/知识会被贬低，或者甚至会被抛弃。例如，从表现绩效原则看，美学和哲学在绩效上很容易被判断成难以达标，而金融和管理将备受青睐，得到支持。于是前者必然会遭到降级，而后者必然会得到提升，在学科内部，更具有实用价值的领域将会比其他领域获得更多的支持。例如，对技术转化的社会科学研究对市场具有实用价值，于是研究资助机构比如 ESRC(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便会认为技术转化研究更值得支持，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的“宗旨”要求它所资助的研究应为产业的竞争力做出贡献。相反，如果一个社会科学家的兴趣比较另类或者不实用(根据绩效标准来评判），那么他就会遭到排斥。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作为一名政府部长，诺曼·特比特(NormanTebbit)就呼吁应把支持艺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资金转移到一些更加实用的学科，应该从那些“研究古埃及手稿和上沃尔塔流域(Upper Volta valley)的人”手中拿走资金，以应用于产业界认为比较实用的研究主题。如今在英国，在涉及社会科学研究的资金问题时，考量是否具有实用价值已成既定的正统观念。
其次，现代主义崩塌的信号—知识开发(knowledge develop-ment)正日益转移至大学之外，传统上在大学里有一群隐居的精英们安于一种寻求“真理”的使命。挑战传统大学支配地位的是一群智囊团(Cockett，1994)、私有公司的研发部门，以及基于效率和效果而生产和使用信息/知识的压力集团。例如，评论家们现在认为“公司课堂”(corporate classroom)与美国的大学和学院一样举足轻重。很容易列出一些重要机构的名单：如贝尔实验室(Bell Laboratories)、IBM的研发部门以及辉瑞公司(Pfizer)，后者雇用了几十名博士，除了他们优先考虑的事情以及指导他们工作的原则不同，许多观察家认为该企业看起来“就像一所大学”。
第九章 信息和后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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