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鲍德里亚主张我们只剩下要去体验而不是去解释的“景观”的论断，再一次反映了他对经验性证据的蔑视。无可否认，在当代世界，我们被暴露在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快速变化的符号之下，但是并没有严肃的证据能够证明可以抛弃意义。可以确定的是，这使得对符号进行清晰的解释变得异常困难，但其复杂性并不能贸然以为解释既然易变，那么解释本身不再可能或是必要。人们并没有被符号所笨拙化，并没有成为鲍德里亚所想象的愚蠢的“沉默的大众”。
马克·波斯特有许多观点和鲍德里亚一致，与此相关，他的著作也受到了许多类似的批评。不过，在此可以再次批判他的历史分析。波斯特主张历史由三部分组成—口述、书写和电子交流(electronicexchange)，如此历史观具有强烈的技术决定论色彩，所以，我们已经如雷贯耳的批评也适合于评价他，即他的言论实在是对历史的不尊重（Calhoun，1993）。
当然，吉安尼·瓦蒂莫警示我们关注媒体扩张所导致的多重视角，这个提醒很中肯。电视让我们看到来自其他文化以及来自我们自己的社会体验(Meyrowitz，1985)，这些体验可以引发我们挑战现状并且发出不和谐的声音。不过，稍稍留心若干的经验证据，我们就会发现视野论调缺陷相当显著，因为一切证据清晰地显示某些视野—特别是美国视野，然后是欧洲视野—比其他视野获得了更多再现的优势(Tunstall，1977)。我们都在说好莱坞支配了世界电影业，美国电视占据了其他国家电视节目的大部分，或者说摇滚乐大体上是发源于伦敦、洛杉矶和纽约，但我们并不是主张其他视野都被忽视了。与此相反，我们认识到其他文化也受到了关注，甚至在此发出了声音—例如，想想饶舌音乐和城市电影，通过少数族群的视野，它们可能展现出另一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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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