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承认媒体急剧扩张，的确丰富了主流视野之外的景观，但并不等同于说媒体就为大众提供了“多重现实”。与此相反，情形肯定与学者赫伯特·席勒反复论述与批判的现实一致，即媒体再现何种视野必然受到了意识形态因素和经济因素的限制。也就是说，尽管一些文化可能在媒体上发出声音，但这种声音却受到了扭曲，它们通常以一种媒体公司认为适宜和可接受的方式被包装起来，最重要的是，它们很可能是—或者已经被制造成为——迎合市场的产品，由此而限制其他视野的媒介再现机会，比如中国视角和乌克兰视角获得大量播放时间的潜在可能。
对瓦蒂莫的评价，也适合于运用对其他后现代思想家的一种基本批评，即瓦蒂莫的论述中缺乏一种致力于评估媒介产品的经验性分析。他认为如山似海的媒介内容带来了许多“另类现实”(alterna-tive realities)。但是，我们的分析应该超越不言而喻的道理，应该展示出视野的变化(以及使用媒介的局限性之所在)，以及对这些视野的不同再现机会。这当然需要对权力进行分析，而后现代思想家们断然忽视了权力分析(虽然他们声称权力到处存在)。
虽然利奥塔的作品对绩效标准的影响和信息/知识的商品化的论述给人以启迪，但同样显著地存在着权力分析的缺乏。人们很容易在一个很广泛的领域中看到绩效性和商品化的影响：技能性书籍(“how to”)和“畅销书”支配着出版业；在电视领域，带来广告收入的“收视率”(ratings)是成功的关键测量标准；在研发活动中，投资者们所追求的是“市场卖点的解决方案”(marketable solutions)，科学家们被迫签署版权弃权书，在专利呈递中，“知识产权”受到保护。或许最重要的是，利奥塔重新把关注的焦点投向了教育领域(无疑这是“信息社会”的核心领域，但是经常被忽视），他论证绩效标准以及事务的日益商业化对教育事业的入侵(Robins and Webster，1989;2002)。
但是，利奥塔的主要问题在于他的结论—一所有知识的可靠性都荡然无存，一个适当的回应是庆贺我们从真理的“专制”中解放了出来。如此惬意的放纵似乎遗忘了引导且会继续引导绩效性和商品化扩张的权力和利益。而且，如果有人想要识别权力和利益的过程和作用，他就会描述出至少暗示了以另一种方式组织社会可能性的现实：“这就是社会的真相，之所以真相如此，是因为我们可以使真相有所不同。”简言之，这就是秉持启蒙运动的理想，即追求另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的理想。
第九章 信息和后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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