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格特·鲍曼(b.1925)是分析后现代情境的旗手。自从20世纪80年代晚期以来，他发表了深刻认识和考察后现代社会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研究。虽然他并没有旁征博引，但是他对当代社会的洞见却是明察秋毫。鲍曼把现代性描述成一个以寻找秩序为特征的时期，一个寻求稳定和控制的社会(其得到关心其公民的民族国家的庇护)，一个对规划持有信心的时期，以及一种想象理性能够为我们如何优化组合而造就更多确定性的场域。与此相反，后现代性带来了不稳定和不安全，国家的力量萎缩，全球性的市场胜利了；这导致了选择的自由，但却使得人们对未来忧心忡忡，怀疑理性本身，尤其是质疑特别声称自己能够接近理性的专家们；后现代性也使国家的控制被消费主义的“诱惑”所取代，影响人们生活在矛盾和不确定性中的需求(Bauman，1997)。这种“流动的生活”(liquid life，Bauman，1997)是一种充满了持续不断的更新和可能性的生活，充满了各种潜在可能，却缺乏一种判断如此可能是否达到的标准。于是这造成人们在生活的每个层面上都难尽如人意，从私人生活(Bauman，2003)到全球领域，都缺乏一种对一个更好的未来的信念，虽然人类正在不断地改变环境的事实获得了广泛的承认(Bauman，2006)。
鲍曼认为后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相互关联(如果不是可化约为资本主义的话)。实际上，被资本主义的坍塌以及全球化的加速所释放的喧喧嚷嚷的新自由主义，是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富有弹性的生活方式的核心元素，而后者是后现代性的特征。鲍曼只是在论述资本主义怎样与后现代性联系上时有些不清晰，但是他对市场的持续显著性的承认，远离了后现代思想家们，比如鲍德里亚，后者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对过去发生的一切的决裂。还有一些人比鲍曼更加直率，他们认为我们如今生活在其中的后现代情境是资本主义关系长期发展的一种结果。也就是说，一些卓有建树的学者们能够识别出资本主义关系的一些潜在的特征，其有助于解释我们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些变化。
第九章 信息和后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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