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部分思想家并不情愿认为后现代情境是由一种决定性的历史原因造成。例如，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1991)的一篇著名文章中，他仅仅提到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cultural logicof late capitalism)。对于詹姆逊来说，现实主义文化与市场资本主义相关，现代主义文化(超现实主义等等)与垄断资本主义相一致，到如今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与消费者资本主义难脱干系，彼此之间有最紧密的关系。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和约翰·厄尔里(John Ur-ry)(1987)的分析模式与之如出一辙，他们认为由受过教育的、以职业为取向的、个人主义的和流动性的人群所组成的“服务阶层”正在出现，他们对“社群”(community)和“传统”相当冷漠，这与后现代生活方式便是近亲结合了。
大卫·哈维(1989b)毫不犹豫地明确上述关联性的存在。他认为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是在资本主义积累中发生的变化所造成的结果。直接地说，我们与当代资本主义联系起来的弹性—雇员们的适应性、公司进行变革的能力，以及变化本身的加速—促使后现代文化的产生。哈维认为战后的福特主义时代提供了按照标准化的方式生产出来的标准化的产品；现在，后福特主义盛行，通过一种经济制度提供了选择、多样性和差异，此种经济制度遭遇经济危机的困扰，面对新环境(信息传播技术、全球范围的竞争、全球化)而急切地想通过“弹性生产”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弹性消费”找到解决方案。后现代文化是这些趋势的结果；如同哈维所述：
福特现代主义的相对稳定的美学标准已经完全让位于一种后现代美学，这种美学以动乱、不稳定和暂时性为特征，它赞颂差异、短暂、景观、时尚以及文化形式的商品化。
(Harvey, 1989b, p.156)
换言之，后现代主义与我们在第四章中讨论过的从福特主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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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