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信息社会的定义如此丰富，本书所回顾的文献都无视信息的意义。大部分的思想家不断地寻找信息增长的数量证据，并都相信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和沃伦·韦弗(Warren Weaver)的信息论创建了经典的信息定义。他们的信息论用了一个相当特别的定义，区别于平常说法里的语义概念，其信息论认为，信息是一个数量，它以“位元”(bits)为单位测量并通过符号出现的概率来定义。该定义由通讯机器产生并在其中通用，通讯机器的主要功能是存储和交换符号，它们最小的指标是开/关(是/否或者0/1)。
这种方法把其他棘手的信息概念都变成用计算方法就能简易处理的数据，但这样做的代价就是排除了那些让人相当头痛但却极其重要的意义问题，以及构成意义的信息性质问题。每天，当我们接收或者交换信息的时候，我们首先会想到的是信息的意义和价值：这信息是否有意义、准确、荒谬、有趣、恰当或者有用？但是在信息论里，它所支持的信息增长测量方法与信息意义的维度毫无关系。在信息理论家的视野中，信息独立于它的内容而被定义为一种类似于能量和物质的物理元素。研究信息社会的一位先驱曾提出：
信息存在是不容否定的事实—它的存在不需要被感知；它的存在不需要被理解；它的存在不需要任何情报去解释；它的存在不需要任何意义；它就是存在着。
(Stonier,1990,p. 21, original emphasis)
事实上，如果用这些方法来衡量，一个载满意义的信息和另一个毫无意义的信息，这两者是相等的。正如罗斯扎克所说的，在那些重量化的信息理论家看来“信息是在连接发送者与接受者的渠道里进行传递的编码，而不管信息的语义内涵如何”(1986，p.13)。这种方法让我们可以为信息定量，但必须以抛弃信息的意义和性质为代价。
如果这种定义信息属于信息社会技术的和空间的定义范畴(把一定量的信息存储、处理和传递作为新型社会产生的指标)，而不考虑信息的意义，那么，信息经济学家的定义与此类似，也存在避而不谈信息意义的问题。在信息经济学家的定义中，他们不用“位元”定义信息社会，而是认为信息有价，以“价格”的最小公约数替代信息的意义性质(Arrow,1979)。信息机器首先考虑是/否(yes/no)这两种符号出现的次数，而信息经济学家则考虑信息的销售量。然而，当经济学家把信息的概念发展到信息的测量方法，都忽略了产生信息意义多样性的异质性。经济学家“尽力想使教育、研究以及艺术等明码标价”(Machlup，1980，p. 23)，就不可避免地抛弃了信息的语义性质。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KennethBoulding)观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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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