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元的计算……完全抽离于信息的内容之外……对于电话工程师有巨大的用途……作为一种社会系统的理论家，我们需要考虑信息的意义以及一种衡量信息重要性的方法，比如，青少年间的流言飞语，琐碎无聊，而连通莫斯科和华盛顿的热线电话交流则事关重大。
(Boulding,1966)
经济学家认为量化研究的路径，主要依靠成本和价格的计算来解决信息的本质问题，这其实就是“一种猜测信息内在性质的工作”，令人匪夷所思。援用马克卢普的术语形容，“为无价的物体定价”意味着用金钱的量杆代替信息的内容。接着，我们可以打造影响深刻的统计法，但在此进程中，信息是有关某种事实、意义的概念，已荡然无存(Maasoumi,1987)。
最后，虽然文化的精髓在于它的意义，在于人们怎样和为什么要这样生活，但是令人吃惊的是，钟情于后现代主义的支持者，为符号再无任何指涉特征而呐喊，他们不禁和经济学家的信息测量取向合流了。现在，后现代的理论家着迷于信息的丰富多样，他们以为信息的猛然增长，造成信息失去了本来拥有的语义。符号无处不在，无时不生，如此之多的符号导致了意义的“内部崩溃”(imploded)，意义已不再能够表意。
现在最显著的是那些信息理论家们抛弃了信息内涵的意义，只是为了创作出信息增长的定量方法，然后根据数量得出结论一—信息的经济价值如此快速增长；信息产生的规模如此快速扩展；围绕于我们周围的符号如此纷繁，社会必然发生具有深刻意义的变革。也就是说，信息理论家认为信息与社会无关(信息就是信息)，但同时信息导致空前的社会效应。这种情况对于社会学家来说并不陌生，他们经常会遇到一些人主张某些现象是远离社会发展的(比如技术和科学就是明显的例子)，但这些现象内部都藏着巨大的社会影响。作为一种社会变化来分析，这种主张荒谬不经(Woolgar，1985)。
第二章 什么是信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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