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对不同的“信息社会理论”作了详细的说明和评价。许多对“信息时代”的评论总是源自于幼稚而想当然的立场“信息革命已经发生了，它会带来许多深刻的社会影响，在此就是某种我们可以预期并见证的新冲击。”这种想法一开始就带着一种不言自明的坚定的直觉感，并追随着一条整齐的线性思路—科技革新导致社会的变革。但是我不得不遗憾地说，把该思路作为研究信息化、科技化等等先进趋势的出发点，谬误百出。虽然科技决定论所向披靡，但是社会理论的贡献就在于让我们远离科技决定论的影响(当然有的思想家十分暖昧，他们对科技决定论游移不定)。
除此以外，笔者以为当人们通过本书阅读到赫伯特·席勒、安东尼·吉登斯、曼纽尔·卡斯特和齐格蒙·鲍曼等人的理论时，他们对于信息在当代社会的意义一定有更深刻的理解。例如，丹尼尔·贝尔主张服务业的增加带领着信息职业的扩张，这是“后工业”社会自我运行的最重要因素。吉登斯的理论是，信息社会起源于监控活动，而这些监控活动主要被组织世界紧急事件的国家所掌握。读到这里，谁能不被吉登斯的论点吸引呢？赫伯特·席勒则认为，二战后的信息爆炸使资本主义公司得以稳定前进。尤尔根·哈贝马斯担心“公共领域”中的信息质量正不断下降，因为“公共领域”是民主政治正确运行的基础，而信息则为民主参与者提供氧气。信息理论家提出社会一经济组织的形式正从福特主义转型到后福特主义，谁能不承认此理论的合理性？吉恩·鲍德里亚有一句格言，他认为对符号的观察实际上是一种模拟，或者如让-弗朗索瓦·利奥塔所说的“表现绩效原则”一样，对符号的观察加强了信息在“后现代”的产生和应用。我们深受这些理论家的高见的熏陶、启示、震撼、激励而认真反思。最后，当人们遇到这些思想家和他们的著作时，谁还会说有关“信息时代”的所有言论都属于无可救药的愚蠢？
第十章 信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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