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理论知识进入了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如尼科·斯特尔(Nico Stehr，1994)所提出的——从家庭室内设计到健身计划安排，在我们所有进行的事情中，理论知识都发挥主要作用。这种观点与吉登斯(Giddens)的“自反性现代化社会”如出一辙，可见，社会是以高度社会化和自省为生活方式构建的基础来组织的。如果事实真是如此，我们将日益依靠反思和以评估风险为基础的决定来建设我们生活的世界(而不是根据自然或者传统的命令)，对于形成我们的反思，理论知识举重若轻。比如，在发达社会的人们已非常了解人口统计学的模型(我们是老龄化社会，人口增长主要来自南部的世界)、计划生育、人口出生率和婴儿死亡率等知识，这类知识是理论的，因为经过抽象和概括才得到，而且通过专家的收集和分析，流通于各种各样的媒体。此类知识不能直接被应用，但是它不可置疑地影响着社会政策和个人计划(从养老金的分配到个人的生育安排)。由此，理论知识已经成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定义性特征。
我们很难想出一个方法去测量理论知识的量。类似于大学毕业生和科学期刊的增长率这类数据简直太小儿科，不足以说明理论知识的含量，虽然如此，理论知识依然可以作为信息社会的标志性特征，因为它是生活怎样运作的公理，而相比之下，我们祖先的生存则受到了环境、无知和自然力的制约。正如笔者所言，罕有信息社会思想家注意到理论知识的作用。他们都把太多的精力放在科技的、经济的和职业的等容易观察但却与理论无太大关系的现象上。而且，我们很难令人信服地说明理论知识在近几十年里已经呈现出它的优势。把理论知识看作是现代化发展(现代化在20世纪的中期开始加速发展一直持续到21世纪，并出现了吉登斯所说的“高度现代化”)的内部成果更具有说服力。
第二章 什么是信息社会
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