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伴随着人类对“强大的微电子”兴趣的淡化而衰落的未来学研究，因90年代出现的互联网和国际万维网而再度复兴了。在这次未来学发展的高潮中，丹尼尔·贝尔对后工业社会的预见和思考起了关键的作用。
我们要挑剔一个历经不止一代人精益求精地琢磨的概念，并非难事。罕有社会科学能经受住十年的考验，有鉴于此，丹尼尔·贝尔能够让“后工业社会”这个术语持续成为重点讨论的议题，成就不凡，令人称羡，这就是贝尔强大的想象力和智慧的精神遗产的明证，直到现在，任何人想要将“信息时代”概念化都必须追想且拜读他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此论著实乃学术的压轴之作，克里夏·库马(Kris-hanKumar)是研究贝尔理论的最尖锐的批评家，但当谈及后工业主义理论时，他也承认该论著“比起目前其他有关未来学的著作而言，在知识水平上绝对更开阔和严谨”(p.7)。在20世纪60年代，还有其他社会科学家研究社会变化的方向，在观察未来发展时，他们大部分都强调专业技术、科技和知识的作用。然而，却没有一个人能像贝尔那样可以对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种系统性和实质性的考量。此外，贝尔的后工业主义理论首次尝试去掌握信息和信息科技进展，而此先驱表率所建立的原则至今仍然垂范世人(cf.Touraine，1971)。由此，丹尼尔·贝尔作为该领域的第一批思想家，对未来社会的诊断如此灵验，风头十足，堪称泰斗，望重士林(Jumonville，1991;Liebowi-tz,1985；Waters,1996)。从《意识形态的终结》(The End of Ideolo-gy，1961)和《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of Capitalism，1976)到《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贝尔的多部论著影响卓越，声誉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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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