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了解丹尼尔·贝尔，笔者渴望知道他的思想风格、关切要点及其论著产生的历史语境等，洞察这些要素非常必要。首先，虽然他确实发明了后工业社会理论，但丹尼尔·贝尔并非一个脱离现实的理论家和超脱尘世的模型构建者。相反，贝尔的路径与真实世界紧密关联，他在深入分析现实世界之后构建理论化诠释也就是建立归纳性综述。因此，他的理论与对现实的分析密切结合。贝尔的生活背景让他充满热忱地理解世界，并为了更好地改变世界而努力。贝尔出身贫寒，成长于纽约市下东区的一个贫穷的波兰移民家庭，从少年时期开始，贝尔就极其热衷于政治。岁月流转，贝尔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之前曾是一名报道劳工事件的记者，而后成长为一名最具影响力的“纽约知识分子”(NewYork intellectuals)(Bloom,1986)。狭窄的学术生涯对于他的品质与能力而言，有些大材小用，但他还是在哈佛大学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要与众多的社会学家竞争，对于贝尔来说，哈佛教职来之不易。论文集《意识形态的终结》为他赢得博士头衔、美国学界的重要地位和卓越的科技成就，这些荣誉奠定的声誉几乎都不属于正统的渠道。此外，他所从事的研究问题宏大却不实用，视野开阔而雄心勃勃，因此为了得到研究主流的认同，他必须小心翼翼地设计调查研究。贝尔在学术上的业绩并非完全仰赖社会学家的身份，他可能就像《圣经》和莎士比亚罕有调查数据。他是一个多产的学者，但其大部分作品都是非主流的。贝尔最喜欢的出版物并不是学界的权威期刊，而是《异议》(Dissent)、《新领导》(TheNew Leader)和《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等针对政策决定者和政治思想家的智慧型期刊。当他在英国写作的时候，别人很难想象他的作品会出现在《社会学评论》(SociologicalReview)上，它们看起来更像是在《展望》(Prospect)、《新左派评论》(The New Left Re-view)和《伦敦书评》(The London Review of Books)上发表的文章。
但这并不意味着贝尔作为非学术主流的正规军，就会遭遇解职；他参与政治活动，但并不意味着他缺乏高质量的学术工作所必需的公正客观。这些品质反而意味着他有着强烈的愿望去厘清世界的意义，他为了改变世界而渴望更好地理解世界，他在写作大题材的论文时同样表现出此种资质与品性。贝尔建立理论时所考虑的关切点高屋建瓴，他尝试区分出现今社会最重要的特征、社会变化的元素和主要原因，他的雄心抱负就是要勾画出当今生活的基本轮廓。然而在专业的社会学家看来，贝尔有点另类，因此笔者以为他的观点缺乏同一时代研究者的认同。一方面，他对大问题的关注使他疏远了从事实际问题的专业人士，所谓的实际问题可能是一款软件的开创，又或者是实验室中科学家们的互动。对于专业人士而言，贝尔太急于概括了，他的解释也比较粗糙。在贝尔的时代，对特殊现象的复杂性和偶然性进行复杂的研究更受关注(Webster,2005)。
第三章 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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