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开始实质性讨论之前，笔者再举一个质疑“后工业”时代来临的理由。贝尔提出的有关从旧时代转型到新制度的解释，正是问题所在。当我们询问为什么这些变化会发生时，贝尔会诉诸于社会科学中明显而常见的论点，比如知识保守主义。那么我们就有根据去怀疑他的理论的合理性，怀疑他所主张的新系统是否已经粉墨登场。
按照贝尔的理论，社会类型的变化源自于生产力的提高，它使人力资源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再转移到服务业成为可能。生产力的提高源于科技的革新，它让我们从较少的农场中获得较多的食物、从较少工人工作的工厂中获得更多的产品。正如贝尔所说：“科技……是生产力提高的基础，生产力是经济生活转化的关键”(1973，p.191)。正是生产力创造了后工业社会的基础，因为它生产的财富开创了所有的服务性职业。
在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个社会学理论的形成与科技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的表述十分相似，而后者是在社会科学上受到严重质疑的观点。科技决定论存在两个疑问：第一，科技乃社会变化中决定性的动力源泉；第二，科技本身远离社会世界发展，但是它却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评论家不禁会问—真如上述所论，那么，人类、资金、政治、阶级(Webster and Robins，1986，ch.2)又在何处？科技是变化的动力，但同时与社会关系毫无关联，此论认真严谨吗？为什么是由价值和权力决定研究开发的预算？团体投资科研革新的优先权由什么决定？政府凭什么选择这个研究计划而不是另一个计划？
第三章 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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