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清理科技决定论的缺陷，不如全面理解贝尔的知识保守主义的个性。例如，科技是变化的驱动力这个源远流长的思潮，至少可以追溯至亨利·圣西门(Henri Saint-Simon)和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在18世纪最后几年，也就是工业化的最早阶段就如此提倡了。实际上，该思潮在所有的社会学初级读本中都受到了强烈的谴责。社会思想史中根深蒂固的知识保守主义已遭人诟病，贝尔却自以为新奇，以“后工业主义”概括社会类型，难怪人们要讨伐他的学术破绽。
此外，贝尔深受马克斯·韦伯(MaxWeber)的熏陶，这也导致人们对他的保守立场的质疑。马克斯·韦伯是经典社会学主要奠基人之一，他记录下了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所发生的工业改革。贝尔把韦伯看作是“理性化原则”的主要思想家，推崇备至。韦伯认为“西方社会主要的特征就是理性化原则”(Bell,1973，p.67)，在贝尔的术语中，这意味着“少做多得”原则的产生，更简单地说，“拥有功能效率和测量精神的规则正到处扩散，节约’观念(利益最大化、最佳化、消耗最小化)不仅体现在材料资源上，而且扩散到生活的每部分”(p.67)。此外，生产力的提高实际上是新科技的应用，它是“理性化原则”的基础。贝尔教授认为，“社会结构的轴心原则是节约，也就是根据损耗最少化、可替代性、利益最佳化和最大化等类似的条件进行资源配置”(p.12)。
接着为了诠释社会变迁，贝尔提出了一个人们非常熟悉且激烈争辩的论题，但遭到诸多驳斥(cf.Janowitz,1974)。生产力的提高源于技术的革新，该论点一直潜藏在他的理论中。贝尔拒斥有关技术决定论的谴责，但他认为引起变化更基本和决定性的因素是“理性化原则”，这是“少做多得”出现的根本动力，它驱动着科技的发展。作为研究贝尔思想的当家花旦，克里夏·库马(KrishanKumar)一语中的，他说：“贝尔所有关于后工业社会的特征都可以看作是韦伯思想的延伸和精髓，他们都认为理性化原则’一直在西方工业社会稳定地发挥着作用”(Krishan，1978，p.235)。知识保守主义满意地解释新型社会在根本上发生的社会变化，但这一论点可能会遭到唾弃。可是贝尔的论述并非如此，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贝尔在引用韦伯的思想时，他反复重申的论点不是强调现代社会与过去的断裂，而是现代社会一直持续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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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