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的研究论题仰赖于19世纪到20世纪初，探究工业主义的来临及其发展方向的社会科学家的思想，贝尔的研究路径削弱了后工业社会的新颖性。毕竟，向经典社会理论家汲取营养，原本是理解工业主义的发展，但贝尔借道开路的同时，却又声称他们实际上诠释了新型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这实在太离谱。克里夏·库马对此再次进行了生动的评论：
后工业主义的理论家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承认知识导师的重要性。他们显然不明白，如果他们的理论从工业主义的经典分析中吸取太多核心的内容，然后再用这理论去解释新型社会秩序的转型，实在没有说服力。如果经典工业主义的定义作用依然支配着社会，那么新的元素又怎能组成新的秩序？
(Krishan,1978,p. 237)
贝尔对“理性化原则”作用的推崇，进入前人已开创的康庄大道，每一条道路上都有来自同辈社会科学家的警告信号。在他有关“理性化原则”的论点中，最著名的箴言是—所有的工业社会“都是依靠功能效率原则组织起来的，功能效率原则迫切地需要达到少做多得’的境界并且选择更理性’的方法行动”(Bell,1973，pp.75—76)。贝尔必然会认可收敛论(convergence theory)，但如此论调忽视了不涉及“理性化原则”的因素，或者说贝尔唯“理性化原则”马首是瞻，无视政治、文化、历史的差异(Kleinberg，1973)。贝尔坚持“所有工业社会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科技力量无所不同；科技和工程知识的类型是相同的(或者教育方式是相同的)；职业和专业分类基本是相同的”(p.75)，贝尔主张所有的社会都设定了相同的发展旅程，它们必然跟随着后工业社会的路径前行。
第三章 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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