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与“理性化原则”相联系的棘手难题就是贝尔如何自圆其说，他既同意生产力可以从社会结构(工业社会的“节约”模式)上获得，从而服务部门继续扩张，又强调服务部门的扩大会产生“社会效益”和社区意识。虽然，贝尔告诉我们后者将会成为后工业社会的决定性特征，但我们还是会用怀疑的眼光审视纯粹的经济生产。如果经济不发展，工业社会如何运作？也就是说后工业社会同时需要经济发展的支撑，那我们不禁会问一我们是否还陷在“工业社会”中？即使有众多的服务业人员，社会的根基是否还是“少做多得”？我们何时才能超越这个社会潮流？我们必须注意到，如果贝尔预期的“后工业”变迁的必要条件，依然仰赖于自动化和多产的工业系统的继续存在和发展，我们绝不能说这是一个后工业社会。
后工业服务社会？
笔者怀疑后工业主义理论沿袭了研究工业主义主要特征的社会学。我也同样对后工业社会的基础表示怀疑，因为根本没有足够的理由解释为什么专业性工作的增加(伴随着信息活动的增加)表明一个完全新型的社会的降临。不仅如此，在笔者看来，还有更多充分的论据去驳斥贝尔对“后工业社会”的描述。
贝尔把服务业的发展看作是后工业社会出现的经典符号，如果我们认真分析一下贝尔的这个观点就能理解他的谬误了。接下来，本文将证明服务业的扩张所象征的意义，正是各种关系的连续体(continuities)，其与贝尔所假设的服务业的扩张是现代社会与过去社会的一种断裂的事实完全背道而驰。笔者通过回顾格舒尼和迈尔斯(Gershuny&Miles)的评述，在最权威的系统解释之后，我们就会再次明白“后工业社会”的理念破绽纷呈。
本文再次重述要点—贝尔引用了一个不可置疑的事实作为“后工业主义”到来的首要证据一—在工业和农业部门衰落的同时，服务性部门的经济正在扩张。从理论上而言，当服务业持续扩张，其内部的专业性工作同样也会飞速发展，生产力的提高给予了支持服务业发展的资金，其源泉是工业与农业效率的提升，最后几乎所有的人都能在服务业找到工作。财富是由工业和农业部门创造的，原则上，只要人们继续渴望消费他们的财富(这是刺激服务业发展的原因)，服务业的扩张就不会终止。而服务性工作天生注定是要以人为导向的，它与自动化绝缘。贝尔的结论浸透着历史的见解，他引经据典说明在1947年，超过一半的美国劳动力在“商品生产”部门，而49%的劳动力在服务性部门；到了1980年，“商品生产”部门只剩下32%的劳动力，而服务性部门则占68%(Bell,1973，p.132)。这种趋势不断被后来的事件所证实，每一个数据不断用服务业劳动力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证明了服务业的增长，到现在服务业职员大概在总劳动力中超过了70%。因此，贝尔利用这些表面上成立的证据预示新型社会的来临，“后工业主义”便在既定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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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