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们理解贝尔所应用的推理是很重要的。贝尔将职业划分为三个独立的部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也就是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但他又果断地将它们以下述方式联系起来。他认为服务业是依靠其他两个产业的产出，服务业消耗的资源都是由工业和制造业生产的。以更通俗的话来说，贝尔假设社会财富生产部门必须帮补财富消费领域。司空见惯的例子就是学校和医院不能生产财富，只能消费“我们可以花费得起”的经济，那就是工业所创造的财富。
在此需要掌握的关键点是贝尔并非简单地将职业分成不同的部门，且以此作为后工业社会来临的象征，他同时运用因果理论去巩固统计分类，使其互为因果。虽然现在此论已鲜有人关注，但在贝尔的论述中却时时体现出这样的假设—第一和第二产业生产力的提高是“驱动社会变化的动力”(Browning and Singelmann,1978，p.485)，社会将迈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后工业”时代。十分不幸的是，对于贝尔的假设来说，谬误重重。
首先，笔者认为比较次要的问题是关于贝尔的“阶段”发展论。从前工业到工业，最后到后工业主义，财富一开始主要聚集在制造业上，伴随财富增长到合适的程度，大部分的财富就会移向服务部门，从历史观点上说，这个变化实在唐突。“第三产业泛化”(over-tertia-risation)的第三世界国家被视为经济体制不协调的典型，但这也说明了在工业基础上建立服务业没有历史的必然性，对贝尔的观点更有效的回击在于并没有证据说明发达社会的前进过程一定是把大部分的工业生产职位转向服务业，社会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并非从工业转移到服务业，而是从农业转向服务业(from agriculture to services)。此外，即使是在英国，历史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从1840年到1980年期间，制造业工人占总体劳动力比例相当稳定，基本保持在45%～50%之间，而伴随制造业的崩溃，就算加上妇女劳动力，工业人口也锐减至不足总体的三分之一，这归因于经济的衰退和20世纪80年代的政府政策。
第三章 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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