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以上资料显示，社会从一个产业进化到下一个产业的说法有待商榷。除了英国以外，其他国家的产业工人并没有占据总劳动力的大多数，但即使是在英国，也很难证明就业转型的井然有序，即是从一个产业相继转移到下一个产业。完全可以说，后工业社会理论就是“蛙跳”(leapfrog)诠释，能说明从农业直接转移到服务业的普通就业实践类型。这种情况犹如农业和工业的先进生产力所向披靡，导致自动化程度的飞速发展，仅在一个世纪之间，社会便从前工业时代跳跃(jump)到后工业时代。有鉴于此，我们仍然质疑贝尔“从商品到服务”的主题，而认同他提出的另一理念——服务业的发展所需的财富由其他两个部门共同创造。
对贝尔理论的第二个批判要害在于他坚持农业和工业所创造的财富是服务业发展的先决条件。这个观点遭遇攻击的原因首先在于“服务业”是统计学家在经济领域统计工作分类中的剩余部分，统计学家把那些既不属于第一产业的职业门类，也不属于第二产业任何部门的职业类型，统统纳入服务业，那么服务业就成为“产业中的破旧袋子，但凡房地产、按摩院、交通、计算机室、公众管理和公众娱乐等之流的部门都可以纳入囊中”(Jones，1980，P.147)。这里所强调的正是服务产业的无所不包及其作为其他产业的剩余部门的“属性”，那么，仅仅因为便于统计而将第三产业与其他两类产业区分，起步就误入歧途。正是这样的社会结构(social construction)，“服务业”作为单独的一个产业部门类别，既分离于制造业和农业，却又仰赖这两个部门创造的成果，所以这误导了贝尔，使他从表面看来似乎振振有词，服务业的扩张以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生产力提高为基础，然而，只有从概念的范畴来说，服务业才能被视为独立于其他产业部门，且同时又依靠农业、制造业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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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