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纳森·格舒尼和伊恩·迈尔斯(Jonathan Gershuny & IanMiles)的实证研究为我们贡献了“服务”的更深一层含义，以此检视贝尔的破绽就很清楚问题的根由了。两相对比可知，丹尼尔·贝尔论述的后工业社会理论中有关服务业的定义是错误的，服务部门是与工业相对的，只要完成“从商品到服务”的转型，后工业社会就来临了，但是贝尔并没有清晰地定义服务业由何构成？其内涵是什么？
如果与商品的本质作比较，服务业的定义就一目了然：商品是物质，恒久存在，由使用机器的工人制造，商品用于销售，得到商品的人可以按意愿使用商品。相比之下，服务是非物质和暂时的，由人制造而且由人享用。
(Gershuny,1978,p. 56)
贝尔认为整个后工业社会处于一个社会发展的特别阶段，为了把后工业社会区别于“工业”社会，他把服务行业作为商品生产的对立面看待，因为服务业提供的是服务(是“人与人之间竞争的游戏”，是信息的和无形的)，而在工业社会中，工人都从事商品制造。贝尔理论的主题意在指出—当社会上有足够的财富投资非物质服务业时，社会就离开了工业主义，而新增的服务性工作吸纳大部分的就业人员，但是它不生产商品，而是消费其他部门创造的资源。
当有人检查服务性工作的实质(也就是，服务业其实只是一种职业形式，而不是一种社会部门分类)和第三产业与其他工业部门之间的真实关系时，这种有关社会和社会变化的模型的假设就会变得岌岌可危。如果我们仔细地检查一下服务性工作的定义—生产非物质和短暂产品的职业(Gershuny and Mile,1983，p. 47)，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职业并不仅仅局限在服务业。虽然工作性质有一点不同，但银行或者发电厂的会计工作就可同时归属于服务业和制造业。类似的，在大学或者建筑工地工作的木匠也可以同时被分到两大类中。这也就意味着，产业的分类标准并没有明确说明劳动者的工作类型，服务部门中会有许多商品生产者，而在第一和第二产业中也会有许多非生产者。实际上，根据格舒尼和迈尔斯的统计，在扩张的服务性工作中，有超过一半的服务工作机会的剧增是源自于“第三产业部门内部交换”的成果，而不是部门与部门之间就业机会的转向。
第三章 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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