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当一个制造厂商扩招白领职员时，扩招有可能发生在市场部、培训部或者人事部，公司接纳更多的服务性人才，以便公司业务卓有成效，比如是为了改进销售方式、对工人进行训练使其工作更有效率，又或者是为了公司更谨慎地选择职员。这里增加每个特定部门的劳动力分工，也就推动了服务性工作的增加。然而最重要的是，这样的例子令贝尔对服务业的阐述相形见绌，他认为服务业是寄生在工业基础上的一种产业，实在太离谱了。如果我们知道在不同的产业中有类似的职业(各种行业的经理、书记员和律师等等)，我们肯定不会说在该产业中，这些职业是具有生产性质的，而在另外的一些产业，它们是消费其他产业生产的资源。人们会对产业分离的价值产生质疑，因为以产业作为区分标准，就说有的部门完全是生产性质的，而另外的部门则完全只是消费，那么区分的价值又该如何衡量呢？
上述解释让人们开始质疑把社会分解为不同产业部门是否合适？当我们深入仔细地考量服务产业本身的时候，就会产生更实质性的反对意见。人们看到的是，很多的服务性工作不是在消费工业创造的财富，而是协助工业生产财富。格舒尼主张“服务性工作的增加……主要是劳动力分工作用的表现”(Gershuny，1978，p.92)，他让人注意到“第二和第三产业部门间的系统性关联”的根由（Kumar，1978，p.204)。如此一来，我们就洞察到贝尔严格地区分不同产业部门的荒谬之处了。
例如，勃朗宁和辛格曼把银行和保险业看作是“服务业生产者”，它主要“反映了劳动力分工的增加”(Browning and Singelmann，1978，p.30)。只有在理论上故意熟视无睹的人，才会觉得服务业远离生产活动。格舒尼以下这一段论述，颠覆了过去所有认为服务业来源于“商品生产部门的生产力”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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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