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舒尼和迈尔斯同意恩格尔定理仍然具有诠释效果，人们确实需要服务，但是与买一台机器的价格相比，雇用服务人员的昂贵价格，令消费者望而却步，雇用人工的服务显然没有吸引力。于是消费者需要商品形式的服务，这类需求“产生了改革服务供应的动力”(Gershuny and Miles,1983,p.42)，同时也意味着服务业的需求影响了制造业本身(impact on manufacture itself)。人们对服务的需求经由商品满足而不是通过雇用服务人员满足，比如摩托车工业和消费性电子产品的出现都标志着这种趋势的发展。格舒尼提出，根据过去印象深刻的经验资料，服务性产品的增加意味着“自己服务自己的经济”(self-service economy)的扩张，这与贝尔的“后工业服务社会”理论几乎背道而驰(Gershuny，1978，p. 81)，此种趋势正渗透到服务业和服务性就业两个领域。格舒尼说：
仔细地研究工作和消费两个模式的转变……揭示出逐渐呈现的不是“服务业经济”，而是与此相反。根据……(贝尔的)教条，我们希望发现服务消费正在可观地增长，可实际上，我们发现服务消费占总体消费的比例在明显下降。比起购买服务，普通家庭似乎更喜欢购买耐用的商品，因为这些商品可以让最后的消费者为自己生产服务。
(格舒尼，1978,p.8)
此外，服务性产品“是工业结构全面改革的重要基础来源”(Gershuny and Miles,1983，p.121)。“服务性产品已经工业化”的观点颇具穿透力，就是本书所说的“消费至上资本主义”(consumer capital-ism)。按照“消费至上资本主义”的逻辑，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消费过程都紧密关联。格舒尼和迈尔斯不断批判丹尼尔·贝尔在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假设，他们认为贝尔把社会分隔成各自独立的领域，完全是严重的误导。历史记录显示——“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期间，西方世界的经济发展得力于社会和技术革新的成果，这些改革是为了满足人们对服务业中交通运输、家政服务和娱乐等领域的需求而兴起”(p.121)。换句话说，二战后的社会并非由“工业”部门创造的财富(或商品)补偿人们雇用服务人员的花费，当时社会上主要的产业活动都是制造服务性产品，从而满足消费者明显存在的需求，服务性产品替代了雇用服务人员的消费。贝尔的理论阐述一开始并没有考虑这个因素，他一直坚持社会领域各自独立的立场，以至于南辕北辙了。
第三章 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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