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舒尼的合理批评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反对，而且是全盘否定贝尔有关后工业社会的观念，我们毫无保留地拒斥贝尔所有反整体论的理论(社会并不是完全不相关联，而是内在地相互关联)以及他把社会变化视为向着“服务经济”进化的想法。他对后工业社会的解释是错误的，他对“人皆有所养”社会的阐述缺乏说服力，而他对社会独立产业的坚持(社会各产业间靠因果关系联系着，服务业必须建立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更是漏洞百出。
我们不得不接受这种观点—随着服务性工作的增加，社会上会有越来越多的白领工作，甚至更多的专业性职业，尽管这些情况都属实，但贝尔强调的理由并不能宣告“后工业”时代的来临。相反，该趋势都清楚地说明了已建立的社会一经济系统是相互依赖且连续统一的。而且，此一转变确实导致了信息和信息活动的增加，就此而直接宣称“后工业社会”已经来临，那就离谱了。
且容笔者最后再赘言几句。我们可以肯定当代社会比以前的任何一个社会都拥有更多的信息工作，这就是笔者的论述起点。但我们已经明白，贝尔把信息工作的增加降级为扩张的服务业就业的增加，所以抨击贝尔的观点易如反掌。现实社会的经济是整合的，许多服务性职业是为了帮助产业运作而发展，而不是单纯消费商业生产部门的资源。该情况也说明了在当下情境中，信息和信息工作的意义何在。
在一般的商业事务中，信息活动备受重视。一些评论家认为今天的经济(不仅是农业和制造业，还包括所有对国民生产总值作出贡献的企业)特别需要信息，比起贝尔所强调的消费者服务业都更紧迫地需要信息。也就是说，服务业的生产者(producer services)(比如银行、广告公司、研究与发展部门、网上数据服务、电脑软件供应和管理顾问等信息活动)实际上是现在经济活动的轴心。服务业的生产者(如格舒尼证明的，为了援助更广泛的经济部门)在近几十年会促进信息集中性的提高。政治经济学家比尔·麦乐迪也是这样想的，他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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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