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信息商品和服务运用到产业中，而不是作为产业的消费者……我们需要……认识到信息……在现代经济中，几乎是所有生产活动的基础。信息角色的变化重组了产业结构和创造了全球信息经济。
(Melody,1991,p. 2)
随着本书的层层递进，我们会遇到志同道合者，他们也反对贝尔“后工业服务业经济的社会”图景，不过，他们都同意信息和信息活动在20世纪后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事务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战略地位。
理论知识
前文已述贝尔“后工业”模式的根基不牢实。同样地，他把“后工业”社会等同于“信息”社会的论点难以立足：虽然他的主张很专业，但白领和服务性工作并不能象征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他所提出的论断，“后工业主义”是信息时代的典范写照，也是不堪一击。最重要的，与先前的社会相比，似乎并没有显示现在社会与之前社会的断裂，而且实际的情况刚好相反。正如克里夏·库马所评述的，“后工业理论家所挑选的趋势，事实上自工业主义最初诞生时就已显现，该趋势不过是当时那些倾向的推断、强化和澄清”(Kumar，1978，p.322)。既然这样，我们应该反对把后工业主义的理念作为对现代信息的正确理解。不过，贝尔的理论让我们明白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信息工作在发达社会里大量增加，但这并不足以塑造一个新的社会类型。就像我们不能断言服务性工作的扩张，就证明了新型社会的来临一样，信息量的增加并不能够代表一个新的社会。
第三章 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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