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后工业社会以“超越经验主义的理论先行和符号的抽象系统……理论知识可以阐明各种不同领域的实践”(Bell，1973，p.20)。这意味着现代的改革是以已知的理论原则为前提而推进。比如，电脑科学吸收了阿兰·图灵(AlanTuring)的论文《论可计算数》(“On Computable Numbers”)中的精髓，这篇开创性的论文是以二元制数学、整合线路的最小化原则为研究起点的，它让“微型电子电路改革”得以建立在已知的物理原则基础上。此外，人类基因组合系统化所衍生的基因工程潜隐着令人敬畏的影响力，它的发展一直推动着人类基因组合计划前进。正如贝尔所提出的，后工业社会的生产“在根本上依靠着理论工作”(Bell,1973，p.23)。
现代社会的理论知识优先，不仅在技术革新领域，甚至出现在社会和经济事务中。例如，政府制定政策时都要以经济学的理论模型为前提。理论知识的形态多样，比如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和供应经济学政策等等。政府官员每日应对紧急事件时的决策都依赖着每个经济学理论框架的支持。另外，我们还可以举一些例子来说明理论在政治事务上的作用。在创造教育机会和药物供应的环节中，专家都会以家庭结构、生活方式的变迁和人口统计学的趋势等理论模型为决策的基础。举一个最近的例子，英国常规的政策，比如21世纪中期的养老金供应政策必须考虑年龄结构、国民寿命、就业率和国民迁移类型等模型。
第三章 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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