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们不妨看看当代针对环境问题所制定的政策。我们很快会明白，当代社会的政策并不仅仅是针对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比如海底石油的溢出或沙漠化)；当然，政府还会考虑到这些情况的可能性，但他们的建议更多是基于生态系统可承受能力的理论模型来考虑。因此，通常由人口增长、鱼类资源、臭氧层的情况等理论方案引发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讨论。政府只能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考虑实际的政策，比如在英国，针对本国炎热而干旱的夏季的应对政策必须考虑到全球变暖的背景理论模型，同时考虑到全球变暖的延续可能性和影响。当然，这些模型现在说来还是不成熟和不精确的。不过，我们要明白，严格说来，理论知识确实并不完美无瑕，但它在我们生活中却至关重要。以上运用的理论知识常常是不准确的，但这并不会破坏它成为我们行动的前提条件。原因在于我们的行动是对现实问题的回应(比如，技术问题和社会障碍)，而现代生活则是基于抽象的、概括的行为理论而得到组织。
贝尔认为该变化意义重大。可能最重要的是理论优先于所有领域，赋予了后工业社会规划能力，因此后工业社会比先前社会，就更能控制未来。这种能力与专业人士组织和管理生活的倾向一致。此外，因为信息技术的发展，理论变得更全面了。计算机理论不仅可以管理“组织复杂的事物”，而且通过编程，还可以创造“智能科技”(Bell,1973，p.29)。“智能科技”整合了知识(规则、程序等等)，并反过来以理论知识为基础推动革新。
不容置疑，理论知识是一个醒目的理念，从表面上看来，它定义了一个依靠生产和使用信息/知识为核心的新型社会。在以前，社会的发展主要为满足实践需求。如果理论是现代社会发展的起点，那么它的确可以宣告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到来。在这里，我们要讨论的并不只是更多的白领工作者，或者更多位元的信息正在被生产，我们讨论的是社会生活的新基本原则。
尽管如此，贝尔论题最主要的困难就是如何准确地定义理论知识，由此导致学者对贝尔的质疑(Kumar，1978，pp.219—230)。理论造就了抽象而概括的标准、法律和程序，可以认可的是那些先进的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就会被系统化地载入典籍，这些经典书籍为其他的从业者所学习，然后他们再把吸收了的知识运用到实践工作中。人们认为，此原则是研究和发展计划中的核心，它一直处在改革最前沿。而社会上也有许多证据证明，该原则在如建筑学、工程学、食物处理甚至服装设计等专业性工作中色彩纷呈。
72
信息社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