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有人会拓展理论知识的理念，使它包含更丰富的内涵所有可以证明社会是以知识为基础的事实。比如，为了说明知识在当代社会的优先性，有人会把许多白领雇员在法律、社会服务和会计学上接受过的训练也视为理论知识。我们确实可以说，在高等教育的过程中，大部分时间是在传播理论知识。毕竟，这是一个普遍的重复过程，至少英国如此。在英国，大众高等教育(适学年龄的人群中大约有30%的人进入大学)需要训练大量合格人才，使他们能在“知识社会”成功运转。这些被传播的知识无疑是系统化、抽象化和概括化的实际应用，不过其中也有大量理论知识是来源于对科学的解释，比如化学和物理。
尼科·斯特尔(Nico Stehr，1994)就当下我们生活于“知识社会”来扩展理论定义，他论述了知识已成为我们生活方式的构成。实际上，无论是设计新技术，还是生产日常人工制品；包括我们一切的所作所为，理论知识都十分重要。当我们利用渊博的知识去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定位时，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有意义。
在此，理论知识的理念成倍扩展，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斯特尔仿效社会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本书的第八章会更深入地讨论吉登斯)而提出的观点。斯特尔指出知识的发展有三种形态：有意义的(meaningful)(知识的启迪目标，为了更好地被理解)、生产性的(pro-ductive)(应用于工业的知识)和行动性的(action)(在此，知识要紧密地与生产联系，比如生产智能设备；知识同时也影响着我们的日常活动表现)。这里所阐述的最后一个知识形态，与吉登斯所强调的“后现代”存在的强烈自反性(intensified reflexivity)相类似。吉登斯想强调的是，现代性其实是人们从自然的束缚中解脱后，受到社会共同体限制的状态。在过去，因为“命运”人们不得不做他从前所做的事情，而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变化，个人和全体都可以为自身做决定，集体的命运掌握在“人为的不确定性”(manufactured uncertainty)中。也就是说，社会日渐摆脱了过去固定不变的界限，变得更易适应，同时也承认了人类的决定效果。这种趋势的发展需要提高个人和集体对社会的反思，或者说是自反性，但这并没有被理解为某些迈向自我沉溺的倾向，取而代之的是社会开放性地对待各种不同领域的思想、信息和理论，这些因素之间互相检验、合并交织为语境，根据这一语境，人们才能作决定。
第三章 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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