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吉登斯的理论中，“后传统”(Giddens，1994)社会是个关键概念，其“后传统”社会的特征体现为行动者和制度依靠信息/知识所表现出的强烈自反性。当然，其中有部分自反性是地方性的且特别的(如对个人生平的反思、公司对销售和库存记录的审查)，但大部分是抽象的。它们通过各种渠道尤其是电子媒体和学校组织传输到大众。于是，吉登斯认为我们正栖息在一个“高度现代性”的世界，自反性比起以前的社会更为显著。如果有人接受了吉登斯以上的观点，那么他就会更为重视信息和知识在当代社会的意义，因为个人和组织在社会上的选择性依赖于具体而丰富的信息。如果有人同意吉登斯的观点，认为我们处在一个具有强烈自反性的时代，并且相信这种自反性是以我们塑造自身和社会的材料为基础的，那么他就会需要一个复杂而深奥的信息环境。吉登斯所说的理论知识可能与丹尼尔·贝尔所假设的并不一样，但它们都是抽象而系统的，它们都包括在同样一个广义的范畴中。
然而，我们还是有理由犹豫是否该用理论知识来描述新的信息社会。至少，安东尼·吉登斯本人也不愿这样做。虽然他强调“拥有强烈自反性的世界就是一个聪明人的世界”(Giddens,1994，p.7)，但他只是把这视为一种长期的趋势。今天的生活肯定是信息更密集的世界，但这并不足以证明它代表了一个新的社会形态。
此外，吉登斯对理论知识的新颖性还存在疑问。在1981年，他观察到“社会对理论知识’的应用并没有出现特别的创新点……实际上……技术的合理性……是工业主义与先前其他社会秩序区分的主要因素”(1981，p.262)。也就是说，我们又回到了这个问题，作为新型社会标志的理论知识其实早已普遍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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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理论